书写革命战争的广度与深度

   刊发时间:2017-08-01  

介入时代的深沉对话——21世纪初年军旅非虚构叙事一瞥

  进入21世纪,军旅非虚构叙事涌现出众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在众声喧哗的文学生态中突出重围,独树一帜。作为一种兼具真实力量、思想深度与艺术之美的创作形态,军旅非虚构叙事承袭了强大的军旅报告文学传统,在探寻战争历史、介入军旅现实、讲好军旅故事等方面具有独特魅力和文体优势;在直面改革强军、表达时代精神的过程中,亦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审美新质,催生了新的题材领域和文学生长点。

  从传统的文学期刊、图书出版到电视剧、纪录片、公众号、有声书、网络连载、时尚读物,伴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强势崛起,军旅非虚构叙事的传播途径发生了深刻变化,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日益扩大;从密切跟踪社会热点到返身潜入战争历史,非虚构叙事杂糅的文体特性极大释放了作家的历史激情和文学想象,历史题材军旅非虚构叙事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看,都堪称繁盛。打捞历史细节、重现战场真实、发掘内在经验的写作伦理,丰富深化了读者既有的历史认知;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从时代报告到跨媒介写作,作家们更加注重文体实验和叙事策略,不同文体的叙事手法、不同媒介的语言表达被引入军旅非虚构叙事,突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的诸种条框和定式,也丰富提升了军旅非虚构作品的美学风格和文学价值;从中短篇幅的及时报告到动辄长篇、超长篇的宏大叙事,军旅非虚构叙事的体量不断增长,长篇化带来了更加丰富的题材吞吐和艺术空间,也考验着作家的文学眼光和思想能力;从传统的文学理想追求到强大的商业逻辑推动,军旅非虚构叙事作为一种优质的“IP”资源,受现实经济利益的影响日渐加深,其审美趣味、叙事方法和接受评价亦不再拘囿于经典、单纯的文学标准。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价值观念多元碰撞、社会舆论纷繁驳杂的当下,军旅非虚构叙事直面强军兴军征程中激情燃烧的军旅生活现场,且呈现出更加开阔的视野,不但继续细致描绘时代巨变在军营中的影响和波动,还注重从历史中挖掘民族生存与发展最具“痛感”的经验,更把笔触伸展到了整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巨变的脉搏上;军旅非虚构作家秉承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文学观念、价值判断、叙事立场等层面坚守“中锋正笔”和“正面强攻”的写作伦理,持续传达主流价值观,勉力弘扬时代主旋律。

  在大历史中爬梳内在经验

  21世纪初年的历史题材军旅非虚构叙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涌现出了王树增的《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余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卜谷的《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再受历史成见和思维定式的规限,而是以当代人的眼光重返历史现场,发现民间记忆,重建历史真实,观照当下存在,整体上呈现出更加客观理性、且独具作者风格和思辨立场的“大历史观”。

《苦难辉煌》 金一南 著

《1944:松山战役笔记》 余 戈 著

  丁晓平是一个当下意识很强的作家,他的历史题材创作,往往有着强烈的现实观照。在《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中,他成功搭建起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使得各方政治势力能够在同一历史场域和精神时空中“互见”。而这种“互见”的“大历史观”,恰恰是稀缺而宝贵的。以往那种二元对立的抗战叙事在进行政治宣教和迎合民族心理时是有效的,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往往会遮蔽历史的丰富和驳杂,进而阻断各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丁晓平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视角回望二战历史,试图以大国眼光、世界胸怀,透析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地认知历史的本质。历史写作的最高境界正在于吸取人类历史的智慧,化间接经验为直接经验,以大历史的深度和大战略的高度切入历史的细节,盘点得失,还原真相,照亮现实。

  历史时空对于当下的作家而言,存在着一道不易穿透的“隔膜”。作家们往往执著于对“外在经验”的铺展,停留在事相的表层和故事本身的起承转合,对题材、结构、叙事策略、人物形象等层面的横向拓展屡有收获,而对人的心灵、情感、日常生活、生命存在等“内在经验”的纵向掘进却严重不足。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便是一种深植于“内在经验”的本土叙事。她对平山地域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风物民情、乡村传统的熟稔是基于广泛深入的实地走访和耐心细致的田野调查。更为可贵的是,作家在对这片红色沃土上的生存经验与生命情态的精准描摹与深刻思辨中,试图找寻并复现那些湮没在历史进程中的鲜活动人的故事和元气淋漓的生命,进而揭示出“平山团”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精神传统。以散文的笔法来写作纪实文学,程雪莉的行文富于节奏的变化,讲究文字的韵味和画面感。《寻找平山团》是由一个个独立成篇的故事所组成,每一篇都附带作者的采访手记。这种作者主观视角、情感立场、思想观点的介入,使得程雪莉笔下的革命历史不夸饰、不隔膜,氤氲着一层生活的烟火气,充盈着生命的热力与温度。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历史研究要持守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尘封的历史事件和逝去的历史人物既需要记叙、描绘,也要反思、批判,然而无论持有何种价值判断,对历史本身怀有温情和敬意应该是最基本的立场,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世界的视角,才能富于建设性地再现或重建历史场景,历史叙事也才能够对当下社会和现实人生有所镜鉴与启迪。

《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 卜 谷 著

《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 丁晓平 著

  在大时代中守望生活现场

  文学与时代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两者在思想与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文学若要与时代同步,甚或走在时代的前面,便要“先立其大”,以一种大方大正的理想、情怀、精神、气魄,把文学从低迷、小我的趣味里解放出来。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降,当代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过多地采取了颠覆和戏仿的叙事策略,导致很多作品中的历史事件既无从证明,亦无法证伪。偏激错位的观念、虚无主义的思想、诡谲浪漫的传奇、天马行空的想象甚至于胡编乱造的故事开始大行其道,充斥其间的是消费主义的欲望宣泄和奇观展示。

  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聚焦现实,军旅非虚构叙事所反拨的恰恰是这种虚无、错位的思想立场和文学观念。军旅非虚构作家关注和书写的题材往往都是比较“大”的——大历史、大时代、大人物、大事件。“大”并不一定意味着粗疏和空洞,“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路径,把散佚于虚无时代里的精神力量整合并释放出来,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的嬗变才会呈现出大格局、大气象。作为军旅非虚构叙事的重要一翼,现实题材军旅非虚构叙事,因其密切跟踪当代军营和军人生活的新变,深刻洞悉社会文化心理转型,经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的生动描摹与深度透视,展现出军旅非虚构作家强大的思辨力量,真诚的文学态度和崇高的精神立场;而守望生活现场,介入军旅现实,塑造新一代高素质军人形象,记录强军兴军伟大征程,始终是军旅非虚构作家的职责与追求。

  党益民在20多年间40多次入藏,将西藏作为灵魂栖居地与写作主阵地,用心灵和生命感悟记录驻藏武警官兵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在《用胸膛行走西藏》中,党益民用生命和激情,更用心灵和信仰体验着西藏武警交通官兵们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特殊“存在”。《守望天山》通过作者手记与相关当事人讲述实录,书写了老兵陈俊贵出于对牺牲战友的感恩之情、转业后自愿放弃平静安逸的生活重返遥远天山,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濒于赤贫的艰苦状态中,执著为战友守墓24年的感人故事。这两部作品,前者树立了一个和平环境下,用年轻生命、高尚灵魂捍卫军人信仰的英雄集体;后者塑造了一种永不褪色的老兵精神、一个不着军装却又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军人形象。

  在“正面强攻”当代革命军人的生存状态、心灵世界和崇高精神,进行着贴近现实、贴近军营、贴近官兵的“低纬度叙事”的基础上,军旅非虚构作家还同时聚焦科技强军的壮阔历程,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在“仰望星空”的“高海拔写作”之上。李鸣生的“航天文学”创作堪称军事科技题材非虚构叙事的代表。在李鸣生看来,辽远的太空除了浩瀚寂寥之外,更隐藏着诸如天道人伦、生命存在等等哲学甚或宗教层面的终极意义。人类恢弘壮丽的航天事业与个体独异幽微的生命经验之间,蕴含着丰富广博的文学可能与厚重驳杂的精神空间,需要作家持之以恒地追问、发现并做出置身时代前沿的思考。以个性锐利的价值判断因应混沌未名的时代主潮,提供对历史、对现实富于穿透力和超越性的思想智识,李鸣生将航天事业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发展融为一体,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中描绘出航天事业壮丽可感的动态图景。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非虚构”写作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整体态势蔚为壮观。置身激变时代渴求深度解读、媒体竞争带来阅读危机、传统文学受到质疑冲击的文化语境,非虚构叙事亦面临着诸多挑战。一个最大的现实问题在于,“消费”和“娱乐”已经成为当下人们生活的主流观念,它在带给人们愉悦的同时,也在挤压着人们的思想与情感空间。由此,非虚构作家便面临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压力。采访要快、写作要快、出版要快,甚至于跑马圈地也在所难免。很多非虚构作品,尽管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好的题材却来不及思考与沉淀,甚至也谈不到有什么精巧细腻的艺术构思、对语言的锤炼打磨,更遑论诗性与审美价值,这样的作品沦为文化快餐也就不让人感到惊讶。从这个意义上说,军旅非虚构作家必须要为自己搭建起有思想资源作为支撑的对话场域,才有可能持续与广阔的时代、社会对话,与具象的生活、生命对话,与高远的灵魂、信仰对话。(中国艺术报 傅逸尘)

中篇合为时而著——谈当代军旅题材中篇小说

  对抗“消解”正是军旅作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中篇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分化和新的景观。

根据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海报

根据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射天狼》剧照

  今天,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回顾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历程,我们略为有些诧异地发现,军旅文学尤其是中篇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成长发展并不合辙甚至大为迥异。

  大略观之,中篇小说这个“新生”品种,虽既无传统也少借鉴,但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横空出世,出现了一批经典之作。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则情形大变。武装斗争后期参军的一批小知识分子(以中小学生居多)纷纷拿起笔来,感应时代的召唤,他们多以战士、干事、文工团员、文化教员的身份在战斗中成长,战争经验丰富而文化(文学)修养欠之乃为其基本特点。战争结束之日正是战争文学开始之时。他们对于战争的歌颂、咏叹、回忆、倾诉大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两种形式(体裁)。一是长篇小说,带有相当浓郁的自传或纪实色彩,艺术上也许幼稚、粗糙,但以生活扎实,感情真挚胜出,成功者如《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日》《红岩》《铁道游击队》等等。二是短篇小说,因其篇幅短小,毕竟易于学习和掌握乃至藏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毕其功于一役者亦不乏其人,成功者如王愿坚、茹志鹃、刘真等等。如此一来,那不长不短、既需要生活(一定篇幅的容量)又需要技巧(如结构与语言)的中篇小说反而变得更难以驾驭了(君不见,一些五六十年代以单行本形式发表的十万字左右的大中篇,其实就是长篇的容量和架构,只是因为写法还不够丰富和细腻而无法深入和展开,从而把长篇写成了中篇)。简言之,正是现代文学军旅题材中篇小说作品和作家两方面的“承传不足”,从而造成了当代前三十年长、短、中篇小说三种体裁之间严重失衡的奇特现象。

  准确地说,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的大潮,启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是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人们痛定思痛,十年压抑,一朝喷发——数千字的短篇,容量太小,不足以表达;数十万字的长篇,工程太大,来不及等待;三五万字的中篇则恰好,讲述一个故事、一段经历,笔墨淋漓而篇幅适中,十天半月甚至一周就可一气呵成,心情急迫而运思从容。尤有意味的是,与作家们这种倾诉情境构成对应关系的读者们的倾听情境——读短篇尚不过瘾,读长篇还耐不得烦,一个晚上读完一个中篇,刚刚好。有鉴于此,独具慧眼的编辑家们又推波助澜,烈火烹油,相继创办了《十月》《当代》《钟山》《花城》《中国作家》《昆仑》《小说家》《小说界》《中篇小说选刊》等数十家以刊发或选发中篇小说为主的大型期刊,和作家与读者一道,同构共荣了中篇小说的繁荣景象,顿使中篇小说成为了新时期文学大潮的主打和当代文学的新宠。客观而言,中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一夜走红,并非当代中国作家中篇文体意识的自觉,而是一种时代的选择,所谓“佳篇合为时而著”,时也,势也。此中篇之福,作家之幸,乃时代之需,人民之选也。

  比较当代文学,军旅中篇小说的腾飞有一点滞后。虽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先后有邓友梅、徐怀中等发表了《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阮氏丁香》等中篇名作,但毕竟还是“单蹦”,形不成阵势。而且,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主力军团——青年作家群尚未发动。真正标志着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恰是1982年问世的两部中篇小说——朱苏进的《射天狼》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一南一北,相继打响,震动全军乃至轰动全国。不仅宣告了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的集群崛起,拉开了新时期军旅文学进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为象征,开辟了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两条战线,昭示了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在这两个方向上频频出击大显身手。待到1985年,莫言的著名中篇《红高粱》又开辟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引导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至此,80年代“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格局形成,新时期军旅文学也借此进入了全盛时期。

  如果说,前十七年军旅文学的主要成就以长篇小说为标高的话,那么,80年代军旅文学(小说)的突出收获则以中篇小说为代表。尤其是80年代长篇小说的歉收,更加反衬与强调了这一现实。笔者曾经对80年代军旅小说的总体成就作过一个概括性评价,在此用来评价中篇小说也庶几相当——

  “大致可以这样说,80年代的军旅小说紧随当代小说的步调,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入现实主义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一跃而过‘瞒和骗’与‘假大空’的屏障,向现实主义的纵深掘进,勇敢破除左的束缚,大胆揭露现实矛盾,正视‘军人是人’的命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价值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反思战争,在颂歌与悲剧的悖论中探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把握;二方面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国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的生活画卷,尤其在表现现实军营生活方面,比‘前十七年’有了无可比拟的丰繁与多彩……三方面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立足本土又面向外域,走出俄苏战争文学的单一影响而迎向八面来风,从西方的现代主义到拉美的魔幻主义种种新潮中吐故而纳新,在叙事结构、表达语言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实行变革。总之,80年代的军旅小说挣脱了以往许多羁绊与桎梏,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在军旅中篇小说创作方面有上佳表演的主要作家有:李存葆、朱苏进、莫言、刘兆林、苗长水、周梅森、徐怀中、彭荆风、韩静霆、朱春雨、江奇涛、唐栋、李镜、周大新、乔良、李本深、简嘉、成平、刘宏伟、王海鸰等等。

  进入90年代以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对抗“消解”正是军旅作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中篇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分化和新的景观。

  首先,是在一批8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如朱苏进、朱秀海等)转入长篇小说创作之际,仍然有黄国荣、张卫明、何继青、裘山山、衣向东、李西岳、项小米、庞天舒等执著于中篇小说且颇有斩获。此外,非军旅作家邓一光、尤凤伟出色的军旅题材中篇小说的发力也令人刮目相看。

  其次,是一批6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新人,在军旅小说日渐黯淡的沉寂中乘虚而入、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的艰难启动率先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入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军队生活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其代表性作家主要有阎连科、陈怀国、赵琪、徐贵祥、柳建伟、石钟山、陶纯、刘静等等。

  再次,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读图、刷屏和新媒体的挤压下,随着文学的日趋边缘化,上世纪出道的军旅作家们多从小说阵地上(尤其是中短篇)转战影视或渐次挂笔。而以李亚、王凯、西元、裴指海、王棵、朱旻鸢、王甜等为中坚的新生代作家成为新世纪军旅中篇小说的生力军。“新生代”在文学审美上聚焦小人物的生存感受,倾力展示人物身处大环境之中的渺小与落寞,着重对日常生活的文学性建构。他们大多数有着扎实的基层部队生活经验,各自从熟稔的军旅生活出发,营构属于自己的一方“营盘”,而文学起步之时的尝试和带有个人成长痕迹的故事也恰适用以中篇小说的体量去表达。“新生代”笔下的中篇小说营构出更加丰繁、复杂、细腻的军营生活和军人感受,使军旅文学的瑰丽风景无限延伸。

  总之,纵览军旅中篇小说七十年,不难望见:共和国三十年(1949—1979)沉寂蓄势,弯弓待发;新时期(80年代)繁华一季,尽得风流;转型期(90年代)高潮退后,余波绵延;新世纪(2000年以来)归于平淡,水深流静。其沉浮演变的轨迹,折射出了文学生态环境(时代)对一种文体兴衰的复杂影响,预示了中篇小说的广阔前景和深厚潜力。同时,也留下了进一步认识与把握中篇小说内在规律的诸多课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思考与研究。(中国艺术报 朱向前)

增强战争书写“硬本领”

  在文学深度面临消解的今天,战争这样的宏大题材无疑具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价值,既为历史讲述、历史表达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也让文学重新介入历史现实,重拾广度与深度

  战争留给人类的记忆是痛苦的,又是深刻的。这记忆需要铭记,更需要反思,而文学无疑是铭记与反思战争的重要载体。近两年当代文坛接连出现了好几部长篇巨著都是关于战争的书写,将这些作品放置在一起比较阅读,饶有意味。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对我们今天理解战争书写的意义及可能性颇有启示。

  其一,战争书写不约而同地从正面描写战场转向对战争中人与情的描摹。范稳的《吾血吾土》书写一位老兵70年的命运流离;严歌苓的《芳华》中战争像影子一样存在,于无声无息中改变许多人的命运;郑洪的《南京不哭》,正如作者所言,“很多人知道我的小说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心里就浮起许多血淋淋的场面。事实上贯彻全书,无非人间一个‘情’字”;张翎的《劳燕》打捞起的是二战中一个女性与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范稳的《重庆之眼》也通过爱情叙事把重庆大轰炸与对日索赔等情节进行了巧妙关联。

  从“情”的角度切入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文学优势的体现。情感越是真实,历史的苦难越是悲痛;人生越是有情,战争的无情就越显可悲。战争年代无论是战友情、爱情、亲情还是普通人之间的感情,都弥足珍贵,而反观非战争年代的人情冷淡,叙述张力也就显现出来。只是,面对民族灾难,这种情感书写极易成为一种无节制喷涌,控诉过多,甚至流于表面说教。这里需要处理的是作者的发声问题,作者的发声不能僭越作品中人物的自然流露,也不能代替读者的由衷体悟,战争书写越是真实越是急切的时候,越需要作者慢下来,给人物行动一点时间,给场景铺陈一点时间,给读者的情感发展一点时间。

  其二,战争书写投向历史的眼光不避现实的情境,串起历史与现实的往往是对人性的反思。罗伟章的《太阳底下》围绕着“重庆大轰炸”,重点写的却是二战史专家黄晓洋对曾祖母死因之谜的探究,以及这场漫长的探究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揭示了战争刻写在人们心上的秘密之深之重。《劳燕》中,现实不会因历史而改变前行的轨迹,战争结束,生活依旧前行,只是这现实生活的惊心动魄让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都感到震动。此外,如叶炜讲述鲁南抗日根据地革命历史的《福地》、常芳的《第五战区》和赵本夫的《天漏邑》,也都在血与火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了复杂人性的探索。

  人性是文学作品始终在探讨的一个主题,而战争环境的极端性容易让人性恶的一面暴露出来,更能凸显人性闪光之处的可贵,由此不难理解作家们为什么抱着战争这块人性的试金石不放。而且,对人性的反思成为写作时往返历史与现实的有效手段,保证了一种延续性和审视性的历史眼光。但需要避免的是为写人性而写人性,别让人性探索止步于阅读的快感,也别让人性书写沦为迎合猎奇心的一个伎俩。

  其三,当下的战争书写,纪实与虚构暧昧含混,互相交织,持续逼问着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问题。很多作家以真实为追求,如《南京不哭》就是亲历者的历史见证,而更多的作品试图通过一手史料的介入来增强真实感,如《吾血吾土》实地采访了20余位抗战老兵,《第五战区》建立在作家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劳燕》中插入大量的文献档案,等等。但与此同时,这些作品都存在着想象基础上的对史实的加工,都是作家建构的独一无二的战争时空。很明显的,既不违背基本史学常识,又能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表现出来,已经成为决定战争书写成败的生死线。

  世界文坛上有一股战争书写的力量提倡“战壕派”真实,认为只有亲历战争才有资格书写战争,作品来自于战壕。实际上,绝对真实不可能完全实现,叙述本身就是一种介入,面对战争这同一个底本,不同的叙述者会有不同的述本。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是当代叙事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文学发展到今天,不应简单地将虚构等同于作为叙事范畴或体裁的“虚构作品”,它其实是一种在许多非虚构叙事作品中也较常见的写作策略。战争书写的这一区分更为重要,因为在不背离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正是虚构实现升华,让文本更具震慑心灵的力量。

  当下,受消费主义、娱乐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诸方面的影响,文学的创作与阅读正面临被削平深度的危险,在此背景下,战争这样的宏大题材无疑具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价值,既为历史讲述、历史表达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也让文学重新介入历史现实,重拾广度与深度。上述这些战争书写文本在人与情、人性与现实、纪实与虚构方向上的努力,正是路径探索的表现。当然,它们同时也面临着如何选择更恰当的切口、合理裁切史实、把握叙事节奏、适度控制情感的问题。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重写民族苦难史,对激发民族情感、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战争书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需要拿出文学的“硬本领”来,拿出真正有深度的禁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来。(人民日报 刘小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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