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仲平《把我们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

   刊发时间:2016-11-13   作者:柯仲平

把我们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

西北代表团陕甘宁部分文艺工作总结发言

柯仲平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陕甘宁边区,也曾在毛主席的启示下,有利用西北地方戏秦腔,郿鄠及民歌等形式为这根据地人民服务的文艺活动。但整个为群众的文艺运动,是在文艺座谈会以后才形成。只有学习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我们才逐渐比较明确的认识到:“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农兵”,“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只有经过这样的思想学习,扫除了一些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并由此向群众多学了一些东西,才能产生了一个中国文艺史上空前的新文艺运动。从整个文艺阵容看,这运动是开始于一九四三年春节宣传表现出来的新秧歌、秧歌剧运动。它是由坚决执行毛主席为工农兵人民文艺方针而得的成果。这新秧歌、秧歌剧运动,差不多延安所有文艺团体都参加了。在内容上,它与当时抗战、拥军、拥政、爱民及大生产运动等紧紧结合着,在文艺形式上,戏剧、秧歌、音乐结合在一起,还结合着文学、美术等。它从内容、形式到演技,都表现了充分的群众情调和民间文艺的色彩,但它是提高为群众的文艺。代表作是由铁锤镰刀领头的鲁艺大秧歌和《兄妹开荒》。

这以后较好的群众性的新秧歌、秧歌剧、歌剧,接着产生,比较富有阶级教育意义的 《白毛女》和《血泪仇》,可作代表。一般认为较不易改造的平剧,也在毛主席指示“推陈出新”之后,产生了《逼上梁山》等新历史剧。旧剧本也或多或少地开始修改了一部分。

文艺的其他部门,也同样在文艺座谈会后开始了为群众的运动。美术方面,古元的木刻可作代表,为更深入群众,其他美术工作者创造了新洋片和新年画运动。新洋片有《养娃娃》等套,最受群众欢迎。通讯成为文学的先锋队,产生了《白求恩》、《陈团长》、《海上的遭遇》、《平原上》等。小说较优秀的有《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洋铁桶的故事》、《李勇大摆地雷阵》、《陕北游击队的故事》、《高乾大》及《种谷记》等。诗歌有《王贵与李香香》可作代表。音乐在秧歌、戏剧的作曲和配曲上,有很大成绩,例如一些新秧歌和《兄妹开荒》、《白毛女》等剧的曲调,都很受群众欢迎。其他歌曲的创作虽然暂时少了些,但两千个以上的民歌与西北各种民间音乐的搜集和部分整理,也是一个巨大的成绩。

我们向群众学习,群众也受了我们的影响。劳动英雄孙万福的新诗才能,在劳英会上就被发现了。一九四四年的文教大会,是群众自己的与我们为群众的新文艺运动的大检阅,也是群众中的文艺英雄与专业文艺工作者空前的一次大集会。会上曾以英雄们自己为主,表演了英雄们自己的创作。刘志仁的秧歌《跑红灯》,拓开科的练子嘴《闹官》,黄润的秧歌剧《减租》,杜芝栋的秧歌剧《反巫神》,和汪庭有的诗等等,都曾受到极热烈的欢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极隆重的奖励过这些英雄们。

文教会后,有同志又发现了值得称为说书英雄的韩起祥。一些同志同他下乡,帮助他,产生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刘巧团圆》等很受欢迎的作品。并在一些地方开展了新说书运动,例如在绥德说书艺人中,培养起很进步的石维俊等。

日本投降后,多数文艺工作者到其他解放区去了。此后一时期,文艺主要是为土改与战争服务,尤其为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

备战时期,韩起祥与一位同志合作的《时事传》,油画新洋片《赵天顺翻身》的演出,都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戏剧也产生了《无敌民兵》等。在战争尚未全面爆发时,我们的一些文工团、剧团、及其他文艺工作者,就到部队工作去了。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事实证明,陕甘宁文艺工作者,几乎没有例外,都受得起战争严重的考验,许多宣传队剧团、文工团及其他文工者,都参加过战勤,如动员新战士、组织民工、运粮、看护伤员、抬担架、战场教歌、火线喊话等,甚至有直接参加打仗的。

战争与土改是交叉着的。我们也都在土改中锻炼过。有的在某一地区,从土改到战争胜利,一直坚持工作。大反攻前,边区各县差不多都受过敌人极残酷的糟踏。大反攻后,又处在极严重的旱灾中,依靠其他解放区运粮援助才能生活。文艺工作者就在这种情况下,跟随着我们的解放军、游击队和群众,战胜了敌人。

野战军负责同志们,说我们给战士演戏,是“上大课”。我们的戏剧、音乐、画、诗等文艺活动,早已成为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野政曾按实际需要,排好演出程序单,交各军政治部参照执行。从诉苦、练兵、战斗动员,直到战斗、战斗后的评功,都有演戏、唱歌、画、诗、传单等文艺活动紧紧配合着。对于新解放兵的教育,首先就是演戏给他们看,这些戏主要内容是与他们过去生活有联系,能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的。看后就引导他们讨论、诉苦。有某一个连,连里有六十把“胡呼”,从这也可以看出我们的部队是战斗部队,而且是艺术极被重视的部队。

前方文艺团体,有十七个以上,共一千多人。产生了一百五十个以上的剧本。其他小形式如歌唱英雄、快板等产生了三百多篇。

剧作大致可分以下几类,有阶级教育意义的,约占百分之四十。《穷人恨》、《刘胡兰》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是《见面》、《宣誓》等。加强军民团结的,约占百分之三十。《红布条》在战争初期起了很大作用;其次是《孙大伯的儿子》、《皇甫庄》等。表扬战斗英雄模范的,约占百分之十,起了很大作用的是《刘四虎》;其次是《九股山的英雄们》、《红土岗》、《华阴桥》等。宣传一般时事政策的,约占百分之七。暴露敌人罪行的约占百分之十。发扬了批评、自我批评精神的,约占百分之三,这有《血的经验》等,很受指战员欢迎。最近写敌区工人斗争的《解放发电厂》,也受欢迎。

各分区文工团、剧团共五个,多半配合游击战争和在群众中艰苦生活。这一部分,大小剧作也在一百个以上,较好的有《双报仇》、《去劳军》、《阎王寨》、《三百块响洋》等。此外也有新洋片、歌咏、舞蹈等活动。

音乐,为部队的歌咏有很大展开。《换枪歌》、《挺进歌》、《刺杀歌》等最受欢迎。戏曲除用原来或修改过的民歌配词外,还作了一些有群众性的新曲;秦腔新曲也有了一些创造。

美术活动,主要是新洋片;起了较大作用的是《刘镇》、《消灭胡宗南》等套。再是连环画展,墙壁大画等。画报出了四期,有一期根据战士们的画加工画成,题名《人民解放军大战壶梯山》很受欢迎。部队中的油印画、战士画,早已成为运动。以前有《炊事班长张新年喂猪》,后来有《许正华》等,在战士自己的文化生活与阶级教育上起了重大作用。这是由埋头苦干的青年画家们在战士中帮助起来的。在战争空隙,这些青年画家也曾抽空作了些较好的木刻。

近两年来,加了一种很可宝贵的战士诗运动,其中一些是很有力的诗作。工厂诗也开始活跃起来了。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数量最多的是通讯,通讯在一百篇以上,较好的有《九股山上逞英豪》及《毛主席万岁》等。街头诗,崖壁诗及其他诗作不少,但较好的不多。小说几乎连一篇也没发表过。新说书,韩起祥编了十几篇,《宜川大胜利》等较好。韩在游击队里说过书,到前线劳过军。绥德说书人石维俊,也给游击队教过新的小曲子。练子嘴英雄拓开科也曾在战争中自编自表演。

在延安历史剧产生的较多,影响较大的前有秦腔《鱼腹山》,最近有《北京四十天》等。

导演、演员,都有新的创造。特别是联政宣传队的《刘四虎》,其中的刺杀等场面有特别显著的创造。他们把真实的刺杀动作提炼成歌舞剧上的真实有力而动人的刺杀动作。

改造旧戏班、旧艺人,这里有过不少成功的经验。战时也改造了一些。最成功的是,是我某军改造了一个落子剧团,使成为宣传队。他们已经能够演出《刘胡兰》等剧,很受欢迎。

为更切实培养一批艺术后备军,我们从文化、政治、艺术上教育着几队儿童。他们的进步很快。

文艺刊物,仅有月刊《群众文艺》,和《群众日报》上的一小部分篇幅。剧本创作与有关戏剧的批评等较多。其次是战士诗、工厂诗及其他的诗。再是通讯等。《群众文艺》的群众性就表现在它与部队、戏剧、团体及工厂有较多的结合。缺点是:几乎没有反映地方群众活动的作品,好创作还很少,思想指导性还差。

文艺批评还很不够,但已开始引起了一些注意。问题提得比较扼要的,是希望作者用大力来表现我们这伟大时代的新人物,新运动,加强作品对现实的指导性。

战争时期的成绩,是在战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点是:受战争而且受土改的锻炼,学习实际,比以前深入了很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比以前更坚定了;取得的创作原料,比以前丰富得多了;集体创作的精神,更加发挥了。这些进步,不止表现在已经创造出来的成绩上,而且将成为今后向前进步的基础。

我们有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我们的文艺工作还远落在现实斗争需要的后面。文艺是现实的反映和加工,反过来又对现实起一定的指导作用。我们的现实内容无比丰富,但我们已经正确反映出来的,几乎还只像沧海之一粟。我们作品的指导作用,还是很不够。

战争以来,文艺是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具体的服务对象第一是解放军。我军大反攻以后,解放兵大量增加。这时,启发、提高解放战士的阶级觉悟,成为我们为军队服务的中心。因此,能与解放战士过去的生活密切联系的较好作品,如《穷人恨》、《刘胡兰》、《见面》,和以前作的《血泪仇》、《白毛女》、《抓壮丁》等,这时便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例如战士们自动宣誓“为王仁厚报仇!”组织王仁厚小组。“为刘胡兰报仇!”“要和刘胡兰比骨头!”遇到危险时,就问:“谁是刘胡兰?”……。但是,由于我军民创造了全国胜利的形势,战士们的进步是飞快的;许多战士们看完《血泪仇》、《穷人恨》这类戏以后说:“戏倒是好戏,就是觉得太伤心了!看戏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指战员们都要求增加“甜戏”。甜戏就是表现我们的胜利,表现我军民英雄气概的作品。这也就是《刘四虎》、《九股山》等很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战士觉悟比群众快,但要求的方向是一致的。“苦戏”有“苦戏”的好处,“甜戏”有“甜戏”的好处。甜从苦来,甜了更甜,苦甜是能够结合、统一的。使群众回忆到自己的苦史并看清解放的前途,就能帮助群众进步。轻视这一类“苦戏”是错误的。但我们特别强调,要把无产阶段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运动中生长的新人物、新品质、新性格充分写出,这又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种作品过去写得太少,太不能满足群众。今天人民已开始了伟大的全国胜利,走向永远胜利,表现劳动人民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创造一切胜利的作品,将会发生更大更好的作用。有些同志在“群众文艺”上提出关于创作的主题、人物、时代的问题来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大缺点,不光是创作思想内容还远落在现实斗争需要的后面,而且在作品的形式种类上,也还有很落后的地方。因为群众文化程度还很低,戏剧成为最主要的教育武器,这很应该,而且是很必然的。其他小形式,如歌、画、说书等,对广大群众也能起直接教育的作用。但这些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干部和识字群众,除了戏剧等,还需要小说等等的读物。但这等读物非常缺乏。几本《恐惧与无畏》、《日日夜夜》等译作,被争着抢着看,直看到烂了还有人看。印刷、交通很不便,是干部群众得不到读物的一个原因。但如果我们文艺领导机关对这种需要能给以适当的重视,那就能够加强这一方面的创作。现实的内容与形象是极丰富,极复杂的。每一种文艺形式都有自己的特长,但也有自己受限制的地方。因此如不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去表现它,那就是很大的损失。

我们文艺运动上的这些缺点,首先反映出文协在思想与组织领导上是很不健全的。文协在思想领导上,是手工业式的。以往从没有做过总结。指导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写。很不会利用刊物去指导。对戏剧已经领导的很不够,对其他更非常不够。文教会上被奖过的群众文艺英雄,会后都没联系,任其自流了 。许多已经开始创造成的运动,如新洋片、新说书等,都没有好好坚持。这些都是领导上应该首先检讨,负责的。经验证明,凡对人民有利的工作,领导上如能给以必要的重视,有组织,有干部和群众一块努力去做,就一定能够开展。

从文协领导起,我们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中心问题是如何把现有成绩作基础,提高一步。提高,这是绝对多数文艺工作者共同的要求,也是老解放区广大群众的要求。新解放区,我们拿已有的文艺向他们普及,还有许多是很合适的。但,接着他们也就会要求提高。

在全国胜利形势下,为能更好地去向工人、农民、战士及其他群众普及,所以很需要提高。为工农兵干部的文艺,当然更需提高。比较更适合帮助干部的作品,以往写的极少。这方面,今后也应努力。

提高的方法,主要是学习把以往的经验总结成为工农兵人民文艺开展的一部分理论,使它成为提高的基础。不用这方法,我们就会离不开经验主义的倾向,而且还将有可能又去搬过教条主义来。我们创作上的经验主义倾向,主要表现是:当我们写“真人真事”时,每每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缺乏选择、批判,缺乏组织、集中,结果就不能使已经带若干典型性的人物事件更典型。我们常是平铺直叙,很繁冗、散漫、主题不集中。这就是创作上的一种经验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倾向。带典型性的真人真事,是可以写应该写的,因为它在一定范围内,对于实际斗争特别有好处,但我们应使它的普遍性更大。这就也需要必要的加工。在加工上,又要防止另一偏向,就是决不应歪曲那人物、事件所代表的那一历史时期的现实的真实性。能掌握了这种真实性,作品对今天的群众能起较大的教育作用,对明天的群众也一定还能起一些好的作用。

经验主义还表现在我们写“真人真事”以外的作品上。这就是我们还不善于“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也就是说,还不善于“把这种日常的现象组织、集中起来,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

“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这比较不受束缚,普遍性也可能比较大些。但有些同志常常是依照自己的爱好,去找一个或几个动人的材料,碰不到这种材料,就觉得很无味,各自走了。生活不深入,不会看生活,就不能根据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

我们要提高,必须去掉思想、创作上的经验主义,同时又要防止将有可能又受教条主义的侵袭。学会使用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原则来经常总结经验,这就一定能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偏向,向前提高。

但是,我们都还没有把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和原则学通。所以,第一,必须进一步学得更多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主席思想、政治路线、策略、政策。因为只有这才是我们能够提高的最中心的关键。想想,我们都参加过伟大的土改,但我们反映土改的作品极少。主要就因为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还很低 。政策上纠了右偏又纠左偏,我们就在纠偏中难于掌握创作的方向了。又如批评错误、缺点的作品,在整党、整军运动中都很需要,但我们写的极少。我们也每每为要表现一个英雄而把英雄周围的人物写得很不进步。这都由于我们的思想方法还有很片面的地方;所以第一必须加强思想、政治上的学习。第二,必须学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去加强学习社会,学习实际;必须继续“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锻炼自己,不断取得丰富的创作原料——一切自然形态的文艺。第三,必须学习文艺加工、创造的方法。就是把自然形态文艺加工创造成“更有组织、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艺创作方法。这是一切现实主义创作上的基本规律。但我们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者,在使用这条基本规律时,第一,要把使用的目的弄明确:我们是为能够达到全心全意为工农兵人民服务,为协助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伟大事业,而使用这条基本规律。如果我们的目的性不明确,那纵然典型化了,指导性还是不强。有时为了要典型,反而起了反作用,例如《刘锁》这套洋片,在描写一个解放战士的历史过程上,有相当的典型性;但为了叫一个反动军官也“典型”,就在唱说上,使他当着兵痛骂共产党,骂得使观众都非常反感,在这一点上,就犯了立场、原则的错误。第二要认清:用这条基本规律,在我们,实际上就是用“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一个基本方法。也可以说是:艺术地从群众中来,更艺术地到群众中去的创作方法,也就可以说是集体主义的创作方法。

由于这方法的运用,我们曾得了许多成就。不管是几个人组织的创作或个人执笔的创作,目的是为工农兵,原料是从群众中来,从创作到修改,作者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但干部、群众常常是我们作者的先生。所以,一般都是集体主义的创作。几个人,一个人,不过是形式上的差别。几个人在一起,如不能掌握这个精神,还算不得集体主义的创作。一个人执笔,如能掌握这精神,就还算得是集体主义的创作。我们的缺点,第一常常是材料不全面,思想也片面,因此提高的基础就很薄弱。第二,不善于发扬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所以还不能多收“人多智广”的好处,有时是意见提出不少了,但“莫衷一是”。原因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及艺术水平都还很不高。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创作方法,是必须提高的了。把有典型性的真人真事,加工成为典型的作品;或从普遍存在的原料——集中,加工成为典型的作品;或把已经普及群众中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半制品加工提高,创造成为典型的作品——这三种创作方法,都是“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方法。凡真正优秀的作品,在创造上没有能够离开这种方法的。上面说的三种方法,是可以交流使用的。

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主席思想、政治指导我们学习社会、实际、并运用“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为群众的创作方法,来现实我们的创作,我们的文艺运动,这就是我们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我们能够加强这样的学习并实践,就一定能解决我们的提高问题,同时也就能解决我们的普及问题。今后一个长时期,普及工作还是主要的,但必须不断的普及,不断的提高。比较能为干部的创作,以往我们还没能力多做一点,今后,在这方面,也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来做。要为干部创作,就必须在已经普及于干部的那基础上提高才行。有些作品,是群众与干部欢迎的,能作出干群共赏的作品,当然更好。

进城后,首先是长期地向工人学习,为工人服务;团结一切进步的及可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事业服务。今后的服务条件,会一天比一天好,因此我们必须在已有的基础上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向前迈进。我们为工农兵人民的文艺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更加努力贯彻!

一九四九年,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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