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戏剧事业
——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报告
赵 寻
从一九六○年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十九年了。经历了十九年尖锐复杂的斗争和严峻的考验，今天，戏剧界的同志们又胜利会师了。我们刚刚庆祝了建国三十周年，粉碎“四人帮”也整整过去了三周年，在这样光辉的日子里，我们戏剧界举行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心情十分激动，十分振奋。这空前的盛会，标志着我国的戏剧运动将进入一个大繁荣的新阶段。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工作重点实现战略转移的重要时期召开的。在今天，戏剧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战斗在“四化”战线上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也是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中心议题。在这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的祝词，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周扬同志的报告，总结了文艺战线三十年的基本经验，阐明了文艺工作在新时期的重大任务，使我们很受启发，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讲话的精神带回去，传达给全国的戏剧工作者，贯彻到今后的工作中去。
现在，我受剧协常务理事会的委托，向代表们作协会工作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一、历史的回顾
回顾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戏剧家协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一直是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九四九年，在建国前夕，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在北京胜利会师，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和剧代会，成立了全国文联和戏剧界大团结的组织——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在这次大会上，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的精神，确认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从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戏剧事业沿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文艺方向，健康地迅速地向前发展。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为社会主义的文艺、戏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二次文代会和第三次文代会，与之同时召开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会，都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举行的，代表大会一致决议要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针和文艺路线在戏剧界具体贯彻而努力。这些方针和路线的提出，是毛泽东同志对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大贡献，是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我国现代文艺史、戏剧史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们都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他是坚决执行和捍卫党的文艺路线和方针的典范。他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戏剧发展的实践经验，并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给予我国文艺、戏剧事业以正确的指导。在工作中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扶植。我们取得的每一个重大成就，都是和他的关心和培育分不开的。他用尽心血培育着戏剧队伍的成长，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发展。周恩来同志不仅是党中央对文艺、戏剧工作的卓越领导者，而且是我们戏剧界永世难忘的良师益友。
一九六○年，在剧协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在讨论中一致认识到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方向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建国后戏剧事业发展经验的正确总结。在这条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我们的戏剧事业取得了成就，得到了发展。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贯彻了“双百”方针的年代，戏剧创作和演出就发达、兴旺；凡是“双百”方针受到干扰的时候，戏剧创作和演出就停滞、萧条。十六年来，为了贯彻党的文艺方针、路线，我们经历了艰苦的斗争；既要纠正我们内部“左”右两方面，特别是“左”的方面的错误，又要同江青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的反革命进攻进行战斗。整个戏剧战线是这样，剧协的工作也是这样。
正如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戏剧战线也不例外。那几年由于政治上“左”的错误，戏剧界也出现了浮夸风、瞎指挥、拔白旗、乱批判的现象。剧协通过《戏剧报》、《剧本》月刊，公开点名进行错误批判的就有十几位有影响的戏剧家，被打成“毒草”的就有十几个剧本。这种所谓“批判”，错误地把文艺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的东西来对待，因而破坏了“双百”方针的贯彻，挫伤了广大戏剧工作者的积极性。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批判了文艺、戏剧战线上“左”的错误。同时，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调整文艺界内部的关系，保证“双百”方针的贯彻，剧协和文联其他各协会参加了中央宣传部主持的《文艺八条》的草拟工作。这个文件所阐述的一些基本观点，今天仍然是正确和适用的。
在周恩来同志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剧协和文化部决定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一九六二年的广州会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剧协在会前对各地戏剧创作情况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次会议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方针，是文艺界最先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戏剧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广州会议一直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紫光阁为即将参加广州会议的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对当时戏剧创作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一讲话，今天看来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一九六二年三月举行的广州会议，是我国当代戏剧运动史上重要的一页。周恩来同志亲临广州，为戏剧创作会议和与之同时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同六一年新侨会议讲话及六二年二月紫光阁会上的讲话一样，对文艺战线上的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都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继续和发展。陈毅同志和陶铸同志也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繁荣戏剧创作的重要讲话。陈毅同志着重指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些讲话正确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给了与会的戏剧家们以极大的鼓舞，对过去几年被错整、错批和错误处理的戏剧工作者和作品在会上作了纠正、平反。会上还交流了创作经验，探讨了艺术规律，提出了改进创作领导的建议。会后，大家心情舒畅，豪情满怀，决心为创作更多更好的戏剧作品而努力。
广州会议是一次发扬民主的大会，贯彻“双百”方针的大会，也是解放思想、鼓干劲的大会，它在纠正文艺界“左”的错误和解放创作生产力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不仅受到全国广大文艺、戏剧工作者的欢迎，而且得到全国知识界的拥护，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戏剧舞台上开始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初步繁荣景象，特别是话剧的创作和演出尤为突出。从一九六二年年底开始，话剧舞台上陆续出现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第二个春天》、《南海长城》、《激流勇进》、《七月流火》、《雷锋》、《年青的一代》、《豹子湾的战斗》、《英雄工兵》、《代代红》、《不准出生的人》、《电闪雷鸣》、《三人行》、《远方青年》、《李双双》、《瘦马记》、《山村姐妹》、《青松岭》、《文成公主》、《叶尔绍夫兄弟》等几十个优秀剧目。这批剧目无论从题材、主题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和新的追求。这是建国以来话剧艺术的新成就，标志我国社会主义话剧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广州会议以后，不仅话剧获得丰收，戏曲工作也出现了新的局面，特别是在编演现代戏方面，广大戏曲工作者积极性很高，进行了许多新创作，取得了显著成果。象豫剧《人欢马叫》、沪剧《芦荡火种》、花鼓戏《打铜锣》、《补锅》、曲剧《游乡》都是那几年出现的优秀现代戏。一九六四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更是集中地检阅了那一两年来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成绩。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可喜收获。如《红灯记》、《芦荡火种》、《节振国》、《六号门》、《杜鹃山》、《奇袭白虎团》、《红嫂》、《黛婼》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新成果。
正当文艺工作者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坚决贯彻“双百”方针，戏剧创作和演出开始呈现繁荣的时候，江青、张春桥以及他们的那个“顾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利用我们纠正“左”的错误和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机，在戏曲上演剧目上从右的方面进行破坏。江青从北京到上海、杭州等地，那个“顾问”从北京到西南各地，到处指名点戏，责令剧团公开演出一些久已不演的未经整理的传统剧目，而且必须按老样子演。江青对戏中一些调情的动作极为赞赏。那个“顾问”因有的演员删去了一些下流表演，大加批评，说：“改得太干净了，没看头！”他要求“踩跷”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他反对演现代戏，威胁说：“谁要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因为他们的提倡，戏曲剧目在有的地方有过一度混乱的现象。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又对这些从右的方面对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破坏进行了斗争。文化部向各地文化部门发出了《加强剧目工作领导的通知》。剧协组织了文章在重要报刊上发表，一方面肯定戏曲舞台贯彻“双百”方针取得的成就，一方面对剧目混乱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建议，如《人民日报》发表了《戏曲应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文章；《戏剧报》为此发表过社论；剧协等单位召开了“推陈出新”的讨论会；各地剧协及文化部门大力提倡现代戏的创作与演出。
江青一伙反革命两面派，从右的方面对戏曲战线的进攻未能得逞，又从极左的方面进行破坏。首先，张春桥一伙在当时上海市委那个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不许在上海传达广州会议的精神，封锁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接着，一九六三年元旦，当时上海市委那个主要负责人在上海文艺界团拜会上居心叵测地提出了所谓“大写十三年”的口号，鼓吹形而上学的题材决定论，完全否定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不能在民主革命阶段产生，只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只有写建国以来十三年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戏剧。他们以这种极左的口号来否定党的“双百”方针，对抗广州会议精神，实质上是妄图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论断，否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功绩。“四人帮”后来提出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与这一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其实，所谓“大写十三年”口号的提出，不是什么文艺创作题材上的争论，而是一场政治斗争的前哨战。江青一伙勾结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由来已久。这一伙反革命的政治野心家，在北京无法施展阴谋，便以华东、上海为据点，与党中央的领导分庭抗礼。他们利用当时的“左”倾思潮，把它推向极端，妄图从文艺战线，首先从戏剧战线打开缺口，最后达到政治上篡党夺权的目的。在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前，即在一九六二年，他们的那个“顾问”，就先制造了小说《刘志丹》事件，散布文艺界利用小说反党的谎言。在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以后，在一九六三年五月，江青又勾结当时上海市委那个主要负责人，在上海抛出署名梁璧辉的文章，大肆攻击昆曲《李慧娘》和北京市委的繁星同志，矛头对着北京市委和当时在中央主持文教工作的负责同志。现在看来，这些活动，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江青一伙精心策划的阴谋。
对于江青一伙的猖狂进攻，文艺、戏剧界并不是完全没有警觉的。“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一提出，立即遭到文艺界、戏剧界的反对。一九六三年四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文联、作协一些负责同志的发言，驳斥了只有写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谬论，指出了“大写十三年”口号的片面性。张春桥连夜拼凑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外，在会上进行诡辩。
四月十九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和中国文联三届全委二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作了重要报告，其中谈到题材部分，周恩来同志强调了文艺应反映现代生活，但同时提出“不要只局限在写十三年”，也要写古代历史题材和一百多年来革命斗争的题材，“这样，创作的范围就广阔了，不是只写今天的新人新事。”到了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说：“在分量上，总是尽量提倡现代的，但不能把古代、近代的一笔勾销，那样是不许可的。”九月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剧协和文化部、北京市文化局联合召开的首都戏剧工作座谈会的发言，并加了经周恩来同志修改的《编者按》，强调指出：“戏曲的发展方向，是努力反映我国伟大的时代，并且用新的观点表现我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艰苦创业的历史。”周恩来同志的这些意见，就是直接批驳张春桥等人关于“大写十三年”这一口号的。
张春桥在江青和当时上海市委那个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顽固地抗拒周恩来同志的批评，在上海继续提倡“大写十三年”。张春桥在一次全市文艺界大会上，再次宣传“大写十三年”的“好处”，宣布上海文艺界只许“写十三年”。因此，于伶同志的描写党领导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剧本《七月流火》在《剧本》月刊发表后，竟被张春桥在一次会上点名责问，并勒令电影停拍、剧院停排。上海一些剧团准备上演的古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剧目，被迫纷纷停排停写。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江苏代表在剧协召开的第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对“大写十三年”表示了一点不同的意见，当时上海市委的那个主要负责人闻讯，大兴问罪之师，竟派人到京来剧协进行调查质问。
面对这股逆流，广大戏剧工作者，包括剧协，特别是剧协主席田汉同志，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田汉同志反对“大写十三年”的错误口号，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过他的观点。华东会演期间，田汉同志亲自去上海，针锋相对地给参加会演的部分文艺工作者传达了当时文联负责同志在剧协常务理事会上的报告。剧协同时在北京举行了有关戏剧创作的报告会，批驳所谓“大写十三年”的错误口号，在戏剧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此，张春桥等人将田汉同志视为眼中钉，在华东会演期间，他们使用种种卑劣手段，孤立、监视田汉同志，并滥用权力，不许田汉同志上会演大会主席台。田汉同志被迫离开上海。
江青一伙野心家利用当时的政治形势，步步紧逼向文艺界进攻。华东会演刚结束，在北京便发生了矛头针对文联各协的所谓“迎春晚会”事件。“迎春晚会”是一九六四年剧协举办的。晚会以庆祝一九六三年戏剧创作丰收为主题，有艺术经验交流座谈，有跳舞及其它文化娱乐，个别节目的确艺术趣味不高，但不能认为有政治错误。在当时“左倾”思潮下，晚会竟被诬蔑为对抗社会主义改造，是和平演变，是资产阶级进攻的反映。这个事件株连到文联各协，致使剧协和文联各协会多年来的工作被全盘否定，剧协和文联各协会被迫进行全面检查错误的整风。
在同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期间，江青一伙又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事端，向革命戏剧战线发起进攻。张春桥利用上海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大搞分裂活动。江青在会上与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大唱反调，肆意否定戏剧工作的成绩，贼喊捉贼地诬蔑各地剧团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戏是破坏社会主义，竟然责问“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充分暴露了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浙江观摩代表团的同志在小组会上指出这种现象同江青的提倡有关，揭露了江青一九六二年在杭州曾点看过这类传统戏，并强令剧团在报上刊登广告公开演出的事实。江青看了《简报》不但硬不认帐，反而要求中宣部进行追查。到了一九六八年，在江青的进一步威逼下，这件事在浙江就成了“炮打江青的反革命案件”。当年的观摩代表团团长俞德丰同志受迫害含冤而死，受株连的达二十余人，其中金韬、丁九、盖叫天等九人都被摧残致死。会演期间，那个“顾问”也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段，在闭幕式上，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耸人听闻地恶毒攻击田汉、阳翰笙和孟超同志，并把他们的作品《谢瑶环》、《北国江南》、《李慧娘》诬蔑为大毒草。这是江青一伙在京剧现代戏会演期间向戏剧界进行的一次猛烈袭击。他们的重点突破口是对着剧协和文联各协的。从此，对剧协及文联各协的压力一天天加重，斗争一天天尖锐起来。
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江青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在上海抛出姚文元写的批判京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场反革命的急风暴雨又首先袭击到了戏剧阵地。接着，又抛出了与林彪共同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加紧了他们进行全面篡党夺权阴谋的步骤。《纪要》的中心是抛出了一条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把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自制定和推行的革命文艺路线，恶毒地诬蔑为“文艺黑线”，由此全面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成就和三十年代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传统；排斥一切中外古典文学艺术的优秀遗产，推行封建蒙昧主义；提出重新组织队伍的口号，为打击和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制造合法的理论根据。《纪要》贯串着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反民主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它是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反动文艺纲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在文艺、戏剧界强制推行《纪要》，给我国文艺、戏剧事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种影响至今在文艺、戏剧界尚未肃清。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剧协和文联各协以及各地分会就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被迫停止了十二年的活动，《戏剧报》、《剧本》月刊和全国各地的戏剧刊物也都被迫停刊。“四人帮”对剧协和文联各协强加了种种诬陷不实之词。现在，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剧协和文联各协自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始终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文艺方针、路线，与违背党的方针、路线的现象，特别是与江青一伙的反党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社会主义戏剧、文艺事业尽了力量，做出了贡献。“四人帮”站在反革命立场对剧协和文联各协的诬蔑、打击和陷害，有些同志为此长期受到迫害，恰恰证明剧协和文联各协是站在同“四人帮”斗争的前列的，是广大戏剧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所拥护的革命组织。粉碎“四人帮”后，广大戏剧、文艺工作者如此热烈希望剧协、文联各协的恢复，这就是群众最好的鉴定。
在“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十年间，广大戏剧工作者惨遭蹂躏。很多著名戏剧家和领导戏剧工作的干部，被诬陷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黑线人物，造成了大批冤案、错案、假案。这些冤、错、假案有的至今尚未平反。我们必须坚决地把这些冤、错、假案按照党的政策彻底纠正过来。
在这十年间，“四人帮”豢养的喉舌，如初澜、江天之流，独霸剧坛舆论，鼓吹“新纪元”论、“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等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他们用笔杀人，通过对《三上桃峰》、《松涛曲》、《园丁之歌》等一批剧目的打击和诬陷，制造了波及全国的大冤案。接着“四人帮”炮制了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阴谋文艺，于是《盛大的节日》等一批反党毒草纷纷出笼，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利用戏剧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面目。
在这十年间，“四人帮”把我国革命的戏剧作品和中外古典的优秀戏剧作品，统统打成封、资、修的黑货，禁止出版、发行和演出。他们否定一切革命戏剧运动的传统，把《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打成毒草。他们禁绝一切剧种的所有剧目，连《京剧剧目初探》这样的工具书也不得幸免。当时，霸占全国戏剧舞台的只有八出所谓“样板戏”，造成了八亿人民只有八出戏的可悲局面。这些革命现代戏大多是文化大革命前戏剧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它们得到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扶植和培育，成为群众喜爱的剧目。江青对这些戏的原作者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而后把它们掠夺过去，再加上他们的帮腔帮气，并把这些戏戴上“样板”的桂冠，成为江青自封“旗手”、“篡党夺权的资本”，成为他们政治上打人的棍子。文艺创作而有“样板”，定为模式，是文艺史上的奇闻，这种违反艺术规律的做法，是江青一大发明。作品一旦成了“样板”，艺术生命也就僵死了，根本没有什么创造、提高和发展的可能。因而，这种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戏剧工作者和群众的反对，但是“四人帮”不但不许稍有不同意见，而且不许在演出上稍微走样，否则就要遭到种种迫害，有的人因而被迫害致死。当然，这些戏本身并没有什么罪过，如果清洗了强加在它们身上的这些恶劣政治影响和艺术枷锁，重新公演还是会受到观众欢迎的。所有被“四人帮”篡改和诬蔑的作品都应予以纠正、平反、恢复名誉。
在这十年间，面对“四人帮”的法西斯暴政，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对“四人帮”破坏“双百”方针、全盘否定十七年的好戏提出了义正词严的指责，成了她被杀害的所谓罪行之一。承德市矿山机械厂技术员董秀芝怒斥“四人帮”利用文化战线搞篡党夺权的阴谋，也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广大的戏剧工作者也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不少老一辈的戏剧家站在斗争的前列，用自己的鲜血为社会主义戏剧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许多戏剧家受尽了种种残酷的折磨，始终没有屈服，他们的名字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还有更多的青年同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如上海的朱锦多同志敢于揭发“四人帮”诬谄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而被捕入狱；山西的赵云龙同志敢于批判“根本任务”论，被迫害致死。特别是北京人民机器厂青年徒工遇罗克的斗争事迹是可歌可泣的。一九六五年，遇罗克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非常气愤，严正指出姚文元否定海瑞的论点，完全是反对马列主义、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观点。于是，他写了一篇一万多字题为《人民需不需要海瑞》的长文，（发表时被编者改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全面驳斥姚文元，并特意投到《文汇报》去，进行反击。后来，又在《中国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批判“四人帮”宣扬的反动血统论，还发表了其它富有战斗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九六八年，遇罗克因此以所谓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狱。在审讯中他坚持真理，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在狱中写下了很多诗文。一九七○年，遇罗克惨遭“四人帮”杀害。临刑前，留下了绝笔诗勉励同志说：“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遇罗克从容就义时年仅二十七岁！烈士们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他们将永远鼓舞我们在新长征的途中向一切反动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
最使我们难忘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岁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了保护一些戏剧家，保护一些戏剧团体和文联各协的干部，他耗尽心血同“四人帮”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今天回想起来，如果没有他的关怀和帮助，后果更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五”前后，广大戏剧工作者情不自禁地冲破“四人帮”的种种禁令，奔向天安门广场，或以其它的方式，参加了千百万人民痛悼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斗争。终于在三年前，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党和国家得到了挽救！人民得到了胜利！戏剧也得到了解放！“四人帮”的危害固然给革命的戏剧事业带来灾难性的破坏，但在这场斗争中也锻炼了我们，教育了我们，考验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坚强了。
通过以上简略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自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到粉碎“四人帮”的十六年间，戏剧战线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党在整个文化、政治领域同“四人帮”进行殊死决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历史证明，十六年乃至建国后三十年来，我们的戏剧战线，包括剧协的工作在内，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四人帮”及其一伙则企图全部毁灭包括戏剧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以达到他们从根本上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我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四人帮”则企图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把专政的矛头对着人民群众，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对戏剧界和整个文艺界实行极其残酷的反革命“全面专政”。我们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而“四人帮”则以帮代党，解散了包括文艺机关团体在内的一切部门的党组织，企图从根本上摧毁党的领导，实行反革命的帮派统治。我们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四人帮”则极尽歪曲、篡改的能事，甚至谎报下情，伪造所谓“最高指示”，取消党的文艺方针，特别是“双百”方针，妄图以林彪伙同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反革命文艺纲领来代替毛泽东同志的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总之，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斗争，反映在戏剧战线和剧协的工作中，也是十分激烈的，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二、伟大的转折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年了。这三年，戏剧战线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思想解放的三年，拨乱反正的三年，也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双百”方针得到前所未有的贯彻的三年。它标志着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中国戏剧舞台的反动时期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进入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新时期。在我国戏剧的发展史上，这将是继往开来的伟大转折点。
在十年浩劫中深受其害的广大戏剧工作者，积极行动了起来，愤怒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种种罪行，推倒了他们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反动文艺纲领，批判了“文艺黑线”论和“文艺黑线专政”论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医治着这场灾难给戏剧界留下的内伤与外伤，粉碎了“四人帮”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精神枷锁，逐步澄清了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与思想是非。广大戏剧工作者热情地欢呼我国社会主义戏剧的第二个春天来到了！
在三年的伟大转折中，整个戏剧战线上出现了鼓舞人心的新形势。
首先，在话剧创作与演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粉碎“四人帮”以来新创作的话剧剧本共有两百多个。短短的三年内，能够出现这么多好的和较好的作品，决不是偶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亿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剧作者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有着深切的感受。当“四人帮”垮台以后，这股被压抑的创作热情奔腾而出。《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于无声处》、《沉浮》、《婚礼》、《有这样一个小院》、《峥嵘岁月》、《哦，大森林……》、《神州风雷》等剧，愤怒地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鞭笞了那些“震派”、“风派”人物的肮脏灵魂，也有力地反映出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这些剧本创作，坚持从生活出发，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作者们都有真情实感，经过深思熟虑。这种真情实感，不仅仅是作家自己的感情，而是融合着阶级的感情，人民的感情，代表着千百万人民的愿望。因此，这些充满着斗争激情又有着浓厚生活气息的剧本一出现在舞台上，就激起了广大观众的共鸣，剧场中这样热烈的情绪是多少年来所未有过的。针对着林彪、“四人帮”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种种攻击与诬蔑，我们的剧作家写了《曙光》、《西安事变》、《报童》、《陈毅出山》、《东进东进》、《大江东去》等剧本，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格。从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到董必武、贺龙、陈毅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舞台上，不仅对群众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也鼓舞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前进。这是在戏剧舞台上前所未有的新成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戏剧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作家思想解放，敢于冲破种种“禁区”，真实地反映农业、工业、国防等各条战线在新长征道路上存在的矛盾和斗争，如《未来在召唤》、《报春花》、《向前向前》、《权与法》等。这批作品提出了当前社会生活中广大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批判了思想僵化、现代迷信、因循保守、特权思想等妨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作风，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感情，发挥了战鼓和号角的作用，唤起和激励着人民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斗志。
在新创作的话剧中，还有表现古代历史题材的《王昭君》、《大风歌》，有表现民主革命历史的《吉鸿昌》，表现青少年生活的《童心》、《让青春更美丽》、《爱情之歌》，表现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泪血樱花》等，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歌颂我国军民抗击越南当局侵略、进行英勇的自卫反击战的事迹，以及揭露越南反动当局迫害华侨和表现中越人民传统友谊的戏剧，也出现了《牛郎织女》、《夜深沉》、《炮台山下》等剧。这些话剧新作，反映的题材、主题日益广泛、深刻，体裁、风格也逐渐丰富多采。
在话剧舞台演出方面，由于解放了思想，贯彻了“双百”方针，也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建国以后的一批优秀的剧目如《蔡文姬》、《茶馆》、《最后一幕》等又恢复了演出，还恢复和新排演了《雷雨》、《日出》、《北京人》、《夜上海》以及《伽利略传》、《阴谋与爱情》、《无事生非》等一批中外名剧；话剧演出的形式风格多种多样，路子越走越宽广。在创作与演出方面，一些老、中年艺术家焕发了青春，还涌现出不少富有才华的新人，话剧发展的前途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其次，戏曲的创作、整理、改编与演出，也相当活跃。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有了新的突破。不少剧种在运用戏曲形式塑造老一代革命家的艺术形象方面，作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些戏曲反映当代生活，由于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都有所提高，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有的上座经久不衰。这些优秀的新剧目，有秦腔《西安事变》，越剧《报童之歌》、《三月春潮》，京剧《蝶恋花》、《南天柱》、《佤山雾》，粤剧《粤海忠魂》，湖南花鼓戏《野鸭洲》，滑稽戏《出色的答案》，豫剧《谎祸》等。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方面，重新恢复演出了京剧《杨门女将》、《白蛇传》，彩调《刘三姐》，吕剧《姊妹易嫁》，莆仙戏《春草闯堂》，吉剧《包公赔情》，越剧《胭脂》，川剧《芙奴传》，豫剧《唐知县审诰命》，藏剧《郎莎》等优秀剧目；新编历史剧中也演出了京剧《红灯照》，昆曲《蔡文姬》，川剧《卧虎令》，黔剧《奢香夫人》以及绍剧《于谦》等等。这些剧目不但给了观众以历史知识、斗争经验、美感享受，还因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起到了现实教育作用。在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曲舞台上，一大批优秀的和比较好的传统剧目，重新得到广泛的演出，也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应当看到京剧《海瑞罢官》、《海瑞上疏》、《谢瑶环》，昆曲《李慧娘》，晋剧《三上桃峰》等剧的恢复上演，受到观众如此热烈的欢迎，不仅由于它们艺术上的成就，更由于政治上的重大意义，这是对“四人帮”的攻击、诬蔑的有力回击。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对我国戏曲艺术的摧残极为严重，数以千计的地方戏曲剧团被迫解散或停演，一大批身怀绝艺的老艺术家遭受迫害而死，或因病老离开了舞台，青黄不接的情况相当严重。现在经过广大戏曲工作者的三年艰苦努力，周恩来同志生前倡导的戏曲现代戏、传统剧目与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方针，又重新得到贯彻。各地方剧种大多恢复，各民族戏剧有了发展，杂技、木偶、皮影戏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在许多优秀戏曲剧目的演出中，出现了一批很有才能、大有前途的青年演员，为我国戏曲舞台带来了青春的光采，受到广大观众的称赞与重视。
舞剧出现了《丝路花雨》、《召树屯与楠木婼娜》等一些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优秀作品，为我国的民族舞剧打开了新路。花鼓灯《玩灯人的婚礼》在歌舞剧方面别具一格。新歌剧除了恢复过去的保留剧目《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刘胡兰》、《江姐》、《阿依古丽》等以外，还创作了《星光啊，星光》、《壮丽的婚礼》、《兰花花》、《傲蕾·一兰》等新剧目，推动了新歌剧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一些外国的古典优秀歌剧、舞剧，如《茶花女》、《天鹅湖》的恢复上演也受到了观众欢迎。
文化部自今年一月开始在首都举行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对创作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迄今已演出八十七台节目，大多数是戏剧演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近三年来的新创作。这次献礼演出，是戏剧战线新成就的盛大检阅，也是三年来戏剧战线新形势的集中反映，它的重大成绩是令人兴奋和鼓舞的。
三年来戏剧创作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原因是思想解放，我们不仅冲破了“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而且清除了全国解放后十七年中流行的一些清规戒律。同时，也是由于深入批判了“四人帮”反现实主义、模式化和阴谋文艺及有关的种种谬论，恢复和发扬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为戏剧创作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在戏剧评论界，思想比较解放，讨论比较活跃，对一系列的剧目和问题展开了讨论，初步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百家争鸣的局面。例如，北京讨论了《枫叶红了的时候》、《曙光》、《有这样一个小院》、《未来在召唤》；安徽讨论了《犟队长》；湖北讨论了《研究研究》；上海讨论了《“炮兵司令”的儿子》和某些戏曲传统剧目。此外，报刊上还讨论了关于领袖形象的塑造问题，关于戏曲的推陈出新问题，关于斯坦尼斯拉夫司基体系问题，悲剧问题，喜剧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等等。参加讨论的同志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无论是正确的意见，不正确的意见，都能得到发表的机会；在讨论中，有批评，也有反批评，即使出现一些主观武断的粗暴批评，也不再能形成政治压力。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势压人的“一言堂”的现象，大家感到心情舒畅。这说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不是停留在文件的字面上，由于开始有了政治民主和法律保障，所以能够逐步在实际中得到贯彻执行。实践证明，放的方针是繁荣社会主义艺术的唯一正确方针。
在戏剧战线展现出一派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新形势下，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戏剧工作者大力促进下，中国戏剧家协会于一九七八年六月恢复活动。在这前后，各地剧协分会也陆续恢复活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主要做了下面的一些工作：
第一，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他们的极左路线，坚定地落实党的政策，拨乱反正，把被他们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戏剧工作者纷纷在《人民戏剧》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文艺路线和文艺纲领，以及他们迫害戏剧工作者的种种罪行，推动了对于一些重大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剧协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文联联合召开的政策落实会议，为戏剧界一些同志的政策落实，做了一些具体工作。
一九六二年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被“四人帮”诬蔑为“广州黑会”，株连与会戏剧家达一百六十多人。一九七八年五月在剧协召开的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上，推翻了“四人帮”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广州会议恢复了名誉，新华社为此发表了消息。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敌演剧队”，是在我们党和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建立和工作的。“四人帮”为了陷害周总理，把“抗敌演剧队”诬蔑为“反革命别动队”，把参加过演剧队的许多同志打成反革命分子，株连达千人，被迫害致死者十多人。剧协有关同志向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在中央组织部领导下，这一大冤案平反了。组织部曾发出七八年八号通知，指出，抗敌演剧队是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四人帮”的一切诬陷之词应予以推翻，应该为演剧队同志们恢复名誉。
“四人帮”诬蔑《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为“三株大毒草”，并对这些戏的作者进行残酷的迫害。在这千古奇冤的“文字狱”中，吴晗、田汉、孟超等同志被迫害致死。为了促进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剧协邀请史学界、戏剧界同志为《海瑞罢官》等剧举行座谈会，《人民戏剧》等报刊发表了文章。北京京剧院、中国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恢复上演了这三个戏，为这三个戏和它们的作者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中国剧协主席田汉同志，对我国革命戏剧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却遭到“四人帮”以及他们的“顾问”的诬陷与迫害，惨死狱中。剧协为田汉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他的剧作也陆续恢复上演，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此外，各地分会为当地许多蒙冤受诬的知名戏剧家平反昭雪，也做了许多工作。《人民戏剧》等刊物为这些戏剧家恢复名誉发表了文章，旗帜鲜明地拨乱反正，推倒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词，表彰了他们为戏剧事业所做的贡献。这些活动伸张了正义，鼓舞了全国戏剧工作者的斗志！
第二，努力贯彻和宣传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积极参加当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鼓舞和促进了戏剧界的思想解放。剧协的刊物结合戏剧战线的实际为此发表了专论，召开了座谈会，动员戏剧界参加学习，并在刊物上展开了一系列讨论。这三年来，特别是一年多来，戏剧创作蓬勃发展，都是思想解放运动取得的积极成果。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冲破重重阻力，打破层层禁令，经过斗争的结果。粉碎“四人帮”不久，《曙光》最先以我国革命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为题材，塑造了贺龙同志的生动形象。但是，“解冻文学”、“违背历史的真实”等帽子随之扣来。《于无声处》象一声惊雷响彻舞台，热情歌颂了天安门事件斗争中的英雄，但有的地方却以天安门事件尚未公开平反为理由拒绝演出和宣传。《未来在召唤》旗帜鲜明地反对现代迷信，尖锐地批判了思想僵化的领导干部，却被有的人说成是“反领导”、是“砍旗帜”。《有这样一个小院》正面描写了天安门事件，反映了在这事件中一个普通小院里人民群众的悲剧，却被认为是只写个人悲伤，散布伤感情绪，是反对“四个坚持”思潮的反映。《星光啊，星光》描写了一个老干部全家人在与“四人帮”斗争中悲壮的牺牲，却被认为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报春花》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指出它对“四化”建设的危害，却被认为替剥削阶级鸣冤叫屈……。总之，几乎每一个新的优秀剧本出世，都引起尖锐的争论和不同的评价，一方面受到群众异乎寻常的欢迎，一方面也受到一些思想僵化或者受“四人帮”余毒影响的人们的种种责难、批评、阻碍。剧协和它的刊物，坚持三中全会的精神，同这些作者和演出团体站在一起，共同为清除思想解放运动的障碍进行斗争；为他们召开座谈会，发表文章，为有的剧本发表提供园地，为它们通向观众与读者打开通道。有人说，你们支持的“伤痕文学”只能使人们情绪消沉，对前途失去信心；有人说，这些是“向后看”的文艺，都已过时了，不应提倡；有人说，这是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是“缺德”；有的认为这样下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被否定了；有的恐吓说，前一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混乱，你们起了“带头羊”的作用，甚至威胁说，不要多久就会出现一九五六年那种情况，要来一次反右派的政治运动等等。应该说，这些议论绝大多数是认识模糊，思想不解放，或者身有余毒，心有余悸；但从思想路线上看，它们就是不符合三中全会的精神的，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这些情况都说明，林彪、江青炮制的《纪要》，虽然中央已经明令撤销，但它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三中全会的精神还要进一步贯彻，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要认真地补课，端正思想路线，这仍然是戏剧界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创作，活跃评论，促进戏剧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去年五月剧协刚筹备恢复，立即召开了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有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剧作家参加。这是继“广州会议”以后又一次戏剧作家的盛大集会。会上集中揭发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了他们贩卖的“主题先行”、“三突出”等反动文艺理论，为《兵临城下》、《抓壮丁》、《不平静的海滨》等一批作品平反；还交流了戏剧创作的经验，认真讨论了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这次会议对于戏剧界解放思想，推动创作，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会后，产生了《报春花》等一些优秀的话剧新作。
鉴于戏曲现代题材和歌剧创作不够活跃，去年冬天剧协又举办了戏曲、歌剧剧本讨论会，有各地的戏曲、歌剧作者五十多人参加，充分发扬艺术民主，集思广益，讨论了一批作品的初稿。越剧《刑场上的婚礼》、《报童之歌》、歌剧《忆娘》等，就是这次讨论会后出现的一些较好的作品。
剧协创作委员会恢复以后，积极开展工作，同全国各地的戏剧作家重新建立联系，了解了他们的创作计划以及在创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深入生活和进行创作，还组织了一批剧作家到边防前线，调查访问，写出了一些反映自卫反击战的作品。
要发展创作，特别要关心和扶植青年作者的的作品。这些青年作者思想敏锐，政治责任心强，提出了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他们的作品有新颖独到之处，但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需要得到有经验的老作家的帮助。我们曾先后组织过一些青年作者的剧本创作座谈会，给予这些新创作以支持与帮助。
第四，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
我们的戏剧队伍，在四害横行时被打散了，损失了一批宝贵的有生力量。但粉碎“四人帮”以后，马上重新集合了起来，立即投入了战斗。事实证明：这支在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队伍是一支坚强的队伍，有战斗力的队伍。
今年，剧协依靠各地分会，对会员重新进行了一次登记。一九六三年登记时，全国剧协会员共二千六百九十三人，在这期间去世的共四百五十四人，现在登记的共有二千一百六十人，尚有七十九人下落不明。由于十多年没有发展会员，最近各地分会推荐的新会员共一千多人，我们准备陆续分批发展。这是我们剧协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为了加强与分会的联系，今年二月，我们召开了各地剧协分会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是从一九六三年以后相隔十五年的一次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今年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些准备工作问题，也交换了各地分会的恢复情况和今后开展工作的意见。象这类工作会议，今后争取每年举行一次。
为了密切戏剧工作者之间的联系，我们举办了一些座谈会、观摩会、联欢会，以交流经验、增强团结。如今年春节剧协举办了多年未开的春节联欢会，邀请了一些老一辈戏剧艺术家和已故著名戏剧艺术家们的家属以及在过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如今恢复了名誉的同志们，大家欢聚一堂。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文艺界的负责同志和大家一起欢度春节。许多多年未见的的戏剧界同志，劫后重逢，情绪非常激动，精神大为振奋，大家决心要把丢掉的时间补回来，团结一致，同习同德为四化作出贡献。
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革命戏剧的光荣传统，继承老一辈戏剧艺术家们的丰富艺术经验，去年举办了肖长华百岁诞辰纪念活动，今年我们举办了欧阳予倩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演出，老舍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演出，“五四”六十周年纪念演出。这些纪念演出，和为这些纪念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在群众中起了很好的影响。这些纪念，也是团结自己，批判“四人帮”的具体行动。
为帮助戏剧工作者进行学习，剧协从一开始就重视编辑出版工作。《人民戏剧》与《剧本》月刊这两个刊物，虽然每期共发行三十多万份，对交流艺术经验，推动戏剧创作起了一定作用，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以改进，使它们能适应新时期戏剧事业的需要，真正成为戏剧工作者自己的园地。为了帮助戏剧工作者学习与借鉴外国优秀的戏剧艺术，了解、研究各国的戏剧动态，剧协今年恢复出版了《外国戏剧资料》。此外，我们还印发过一些戏剧艺术的学习材料，举行了多次关于外国戏剧情况及戏剧流派的报告会。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剧协同世界各国戏剧团体与个人的交往也逐渐增多，去年以来，接待了三十多批美、英、法、日、罗马尼亚、希腊、瑞典、菲律宾等国的戏剧家。希腊国家剧院正在北京演出，英国“老维克”剧团本月即将来华，我们也计划派出访日、访英、访德等代表团，出国考察。这对于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与戏剧文化交流，加强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都是有意义的。
各省市自治区剧协分会的同志，这一时期也做了许多工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通过剧协恢复后这一年半以来的工作实践，结合三十年来戏剧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深切地感到，今后要把工作作好，使社会主义戏剧事业适应新时期人民群众的需要，迅速繁荣起来，归根结底，仍然是要坚决、彻底地贯彻“双百”方针。在这方面，我们有几点初步体会：
实践告诉我们，贯彻“双百”方针，必须解放思想。思想僵化或半僵化，这是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主要阻力。党的三中全会决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这样，对于思想战线一个重要方面的文艺、戏剧事业更是这样。我们必须真正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极左路线、现代迷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种种禁区禁令和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继续深入地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研究新时期戏剧战线出现的新情况，解决“双百”方针真正贯彻后产生的新问题。使社会主义戏剧在“双百”方针进一步贯彻中不断前进。
实践告诉我们，贯彻“双百”方针，必须正确对待放与争。一定要坚持放，同时也要坚持争。只有在各种题材、风格的创作与演出的竞争中，在各种学派、各种观点的争论中，才能分清是非，看出高下，辨明真伪，只有在竞争和争论中思想认识才能进一步提高，戏剧艺术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真正做到了放与争，民主空气必然高涨，思想必然活跃，戏剧必然呈现繁荣。在出现香花的同时，会出现大量一般的作品，也会出现一些有错误的东西甚至毒草。历史的经验证明，面对这种局面，会出现两种态度：一种是热烈欢迎这种大好形势，参加到放与争中去，同群众一道前进，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加以引导；另一种是惊慌失措，大呼“太乱”，他们口头上也讲“双百”方针，等到“双百”的局面开展了起来，又叶公好龙似地不知所措，慌忙要采取行政手段，赶紧“刹住这股风”，这就必然把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葬送掉。我们必须坚持放的方针，决不能收，放就是运用民主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发展文艺，收就是以“长官意志”、“一言堂”的方法来垄断文艺。放则兴，收则衰。多年来的实践已经作了结论。能否贯彻“双百”方针，关键在于领导。我们坚信，广大群众是文艺最有权威的评定者，正确终将战胜谬误，香花终将战胜毒草，形势必将越来越好。社会主义的文艺、戏剧事业必将在放和争中越来越兴旺、发达。
实践告诉我们，贯彻“双百”方针，必须有政治民主和法律保障。实行“双百”方针，就是实行艺术民主、学术民主，但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没有法律保障，艺术与学术民主就是一句空话。“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年代，江青的话就是法律，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就是宣判书，戏剧工作者的人身自由尚且毫无保障，还谈得上什么“双百”方针！因此，必须健全法制，严格区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不论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只要不违法，任何人强加于人的帽子、棍子都不产生法律效力。只有在充分的政治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保护下，“双百”方针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
三、光荣的任务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前，团结起来一心奔四化，已成为举国上下各行各业共同的行动口号，它也给我们戏剧战线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这就是：戏剧艺术要努力争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快地繁荣发展，为在新长征中战斗的人民群众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这也是我们戏剧家协会现阶段工作的出发点和总目标。
剧协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首先，需要制定一个好的会章，作为指导各项工作的准则。在回顾了多年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以后，我们认为一九六○年剧协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协会章程，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根据当前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进行了某些必要的修改，制定了新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修改草案），提供给大会讨论。这里，我想就会章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谈谈我们对协会的性质、任务的几点看法和对剧协今后工作规划的初步设想，请同志们发表意见，进行审议。
1.剧协的性质
剧协的工作任务及其活动方式，都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根据以往的实践和新时期的要求，我们可以从革命性、群众性和专业性这三个基本方面，来看看剧协的性质。
剧协的革命性，首先表现在它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贯彻党的文艺方向、方针、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戏剧艺术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剧协历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会章和其它文件，对这一点一贯是十分明确的。协会的会员，也是在承认会章的这些规定，愿意在党的领导下，献身于社会主义戏剧事业这个共同目标上，自愿结合起来的。实践证明，协会多年来的工作所以取得成绩，主要原因就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我们的协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沙龙和那些标榜着超阶级的文艺团体有了原则的区别。
剧协的革命性还表现在它对我国革命戏剧运动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剧协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继承了苏区和延安及各个根据地的戏剧运动的革命传统，继承了党领导下的白区革命戏剧运动的战斗传统。这是戏剧工作与人民斗争相结合的传统，是戏剧艺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传统，剧协有了这个传统，就有了它自己的特点。因此，尽管它在成立之初，参考、吸收了全俄戏剧协会的某些长处，但不是苏联剧协的照搬。它也不同于旧社会梨园公会一类的组织。它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历史发展的产物。
剧协性质的第二个方面，是它的群众性。
新会章重申了剧协是戏剧家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它应当成为戏剧界广大群众的代表者。它不同于国家机关、政府部门，而应有自己的作用和任务。也不能机械地搬用这些机关、部门的一套工作方法来进行工作，而必须按照自己的性质、特点，有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它应当采取民主的方法和社会活动的方式来团结自己，教育自己，改造自己，推动自己的事业前进，而不用行政的方法和下达命令的方式来进行工作。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协会工作中注意贯彻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的原则，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彻底根除衙门化和官僚主义作风。党对协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来体现的。由于剧协是自愿结合的群众团体，所以不应与文化行政部门相混同，而要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根据会章规定，剧协的领导机构的成员应由会员代表大会及其授权的机构选举产生。剧协和各地分会之间，不应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应是方针和业务上指导和协助的关系，应采取密切联系、互相商讨的方法来进行工作。剧协的群众性与它的民主性是相一致的。
剧协的群众性，还表现在它是戏剧界统一战线的组织。它应该成为党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的纽带，成为戏剧工作者相互间团结合作的纽带。它要避免和破除旧行帮、旧习气，树立新风尚、新关系。剧协要通过它的工作广泛地团结和联系戏剧界的人士。既要尊重有成就的戏剧家，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又要时刻不忘广大的戏剧工作者。剧协的会员是有限的，它应当依靠会员，并通过他们联系全国的戏剧工作者。要使协会的各项活动获得他们的支持。剧协的工作人员必须首先时刻想着全体戏剧工作者，满腔热情地为他们服务，这样，才有可能把工作做好。
剧协性质的第三个方面，是它的专业性。
剧协是以促进社会主义戏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作为自己的任务的，因此，它的工作必须重视专业性，并努力发挥它的专业作用。剧协的工作规划、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经费开支、活动方式等，也都应该从是否有利于戏剧专业工作开展的角度来考虑。所有工作必须围绕着专业工作来进行。这是它和一般的工会组织不同的地方。
剧协是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学术研究和戏剧艺术创造的专业性团体，当然不能脱离政治和现实斗争，但它主要是通过专业活动来参加斗争，而不应该脱离专业来单纯搞政治活动，否则就会失掉剧协存在的意义。剧协应以其专业活动的成果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这也就是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剧协在举办各项专业活动时，要创造多种多样的形式，要照顾到戏剧这一综合艺术的各个方面，要注意到戏剧门类多、剧种多的特点，要能做到引人入胜、富有成效。
2.剧协的任务
党中央指出，要极大地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剧协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极大地提高戏剧艺术的水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具体地说，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去做。这就是：促进戏剧创作和舞台艺术的繁荣，活跃戏剧理论批评，搞好戏剧界的学习、团结和福利以及加强对外戏剧文化交流。现在，我分别谈一谈这四项任务。
第一，促进戏剧创作和舞台艺术的繁荣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戏剧创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一个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四人帮”破坏的深重，影响和流毒远未肃清，无论从数量或质量说都还不能充分满足群众的需要。由于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日渐改善，他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必然会进一步提高，供不应求的矛盾将日益尖锐。因此，我们必须迅速把戏剧事业搞上去，而发展戏剧事业关键在繁荣创作。
新会章规定，剧协大力“提倡戏剧艺术的不同题材、体裁、形式、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和自由竞赛”。这是促进创作繁荣的重要方针。这里最重要的是题材，因这它是创作的基础。剧作家对题材的选择和处理的独创性，对于作品体裁、形式、风格的特色起着重要作用。取消了题材的多样化，就会使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才能受到束缚，丰富多彩的生活得不到反映，势必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我们认为，创作无禁区，作家有立场。只要作家的立场是革命的、正确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无论他写的是什么事件，什么题材，都会是革命文艺。上下几千年，纵横百万里，都在我们作家的视野之内，都可以成为我们描写的对象。题材开阔了，不同经历的作家，可以选择他自己善于表现的题材，英雄都有用武之地。作家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创作才能繁荣起来。我们应当放手让剧作家选择自己熟悉的题材。硬要让他写他所不熟悉的、没有真实感情、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是创作不出好作品来的。
剧协要采取多种方式，促使戏剧创作的繁荣，关心戏剧创作队伍的成长。戏剧创作委员会应成为全国剧作家团结与活动的中心，它应了解全国各地剧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情况，为他们创造有利条件，从各方面帮助他们完成创作计划，从帮助作家深入生活，提供写作素材，到准备写作环境。它可以经常组织对新创作或有争议作品的讨论会，或召开创作问题的研究会，交换意见，探讨问题。还可以举办短期的学习班、读书会、座谈会，交流创作经验，提高业务修养。《剧本》月刊要为创作提供发表园地。重视发现人材、培养人材，特别注意从青年作者中发现与培养人材，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帮助他们成长与发展。建议各地对目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剧作家，适当减轻他们的负担，为他们提供创作条件，使他们能发挥其所长。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创委会将吸收少量的驻会作家，从事专业创作。各地分会或剧团如有条件，也应当有自己的专业创作队伍。建议对在创作上有成就的作家给予精神与物质上的鼓励，比如，定期举行优秀作品评奖、编选剧本创作选集、改进现行稿费制度、恢复上演税制度等。总之，剧协要做好戏剧创作的服务工作，要成为剧作家们的后勤部。这里，我要宣布一个消息：为了有计划地出版戏剧新作和同志们需要的戏剧书籍，我们决定明年一月正式恢复中国戏剧出版社，希望能多少改善一点目前戏剧书籍过分缺乏的现象。
我还想对建立戏曲作家队伍的问题说几句话。解放以来，我们建立了一支有战斗力的话剧创作队伍，在戏曲方面，也有一些同志在改编、整理传统剧目和创作历史剧的工作上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相对地讲，戏曲作家在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就显得力量比较薄弱，只有少数地区有几位知名的作家。这和我们庞大的戏曲演出队伍是不相称的，也是当前戏曲舞台上新戏，尤其是现代戏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呼吁各地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变这种现状。在基层有不少人材，他们熟悉生活，有一定的写作能力，掌握了一定的传统戏曲知识，应该把他们选拔出来，进行培养，力求几年内能建立起一支较好的戏曲作家队伍，特别是现代戏曲的作家队伍。当然，话剧作家也存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同样地，歌剧、儿童剧作家的队伍也需要进一步扩大、提高。最近我们高兴地看到在首都舞台上演出的有些话剧和歌剧，作者都比较年轻。只要我们注意并采取措施，人材是不难发现和培养的。我们要重视木偶戏、皮影戏、广播剧的繁荣发展，改正过去对这些戏剧品种关心不够的缺点。我们还要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戏剧作者的帮助和对业余戏剧作者的培养，在他们之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创作力量。
创作繁荣了，必将带动舞台艺术的提高。艺术贵在创新。创新决非一蹴而就，而要经过艰苦的实验，实验总要费时、费钱，有时还难免失败。我们应该提倡创新，鼓励实验。对于那些在导演、表演、舞台美术、戏剧音乐等方面勇于探索、敢闯新路的同志，应当热情支持；做出成绩的，要给以奖励和表扬。要鼓励剧院、剧团建立自己的风格；导演、表演、舞台美术和戏剧音乐要有新的流派。这些也都有待我们积极倡导，促其实现。
戏曲舞台艺术的改革和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推陈出新”方针的一项基本内容。时代变了，我们在演出传统剧目时能不能赋予它新的生命，使之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舞台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能不能适应当代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年人的需要和爱好，使他们能够接受，这些不仅是艺术上高低精粗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戏曲能不能扩大观众面，能不能与新时代新群众结合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戏曲艺术发展前途的大问题。当然，戏曲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必须按照这个规律去改革、创新，戏曲艺术才能得到真正的繁荣发展。而不断地“推陈出新”正是戏曲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对于我国丰富的传统戏曲遗产，我们一定要采取各种措施，保存下来，不能做败家子。同时，要批判地继承，不断革新，永远贯彻“推陈出新”的方针，不能做国粹派。这样，戏曲才有发展前途。
要提高舞台艺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建立正规的导演制度。作为一个演出整体艺术上的领导人、组织者，导演应该具有权威性，它和党组织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作用并无矛盾。实践证明，导演作用发挥得愈充分，演出质量才愈有保证。世界各国一些著名剧院风格的建立，与这些剧院里导演艺术上的成就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要提倡艺术上的相互学习，同时要提倡艺术上的自由竞赛。我们还要放眼世界，学习外国戏剧舞台艺术的优秀成果，包括他们先进的舞台技术。革新我们的舞台技术、灯光技术、化装技术和舞台管理制度，使之现代化，这也是提高我们的舞台艺术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二，活跃戏剧理论批评
开展评论工作是剧协的基本任务之一。要使戏剧评论进一步活跃起来，首先，必须在戏剧界继续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与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一些戏剧理论研究上的禁区。现在有人认为戏剧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方面来，就意味着不必要继续揭批“四人帮”了。这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深入揭批“四人帮”，特别是要批判他们的那条极左路线，肃清它在思想认识上和文艺理论上的流毒，还存在着不少阻力，决不可掉以轻心。当然，深入揭批“四人帮”也要讲道理，尤其对那些属于文艺理论上的问题，如“三突出”之类，如果有人把它看作“一家之言”，要为之辩护，也是允许的。既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这样做对“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贯彻，对理论批评的进一步活跃是有利的。
我们提倡戏剧理论批评，因为它既有助于推动戏剧创作和舞台艺术的繁荣发展，又有助于戏剧工作者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正确引导群众和逐步提高群众的欣赏水平。
剧协在组织评论时，必须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提倡自由讨论，反对“一言堂”。我们的评论，应该是实事求是、言之成理的。既要分析思想内容，又要探索艺术形式，尽量做到从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中去评论作品。我们要以鼓励为主，但不要庸俗捧场；我们要批评缺点，但不要乱打棍子、乱扣帽子。
剧协要大力推动我国民族演剧艺术体系的理论研究工作。我国戏剧历史悠久，在演剧艺术上有极高的成就，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和方法。经过“四人帮”的多年摧残，有些事情更需要抓紧进行。一些古老的稀有剧种濒临绝灭，亟待挽救。不少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都已年老体弱，我们呼吁各地有关部门，采取有力的措施，组织人力，用各种方式，包括拍电影、录相、录音、文字记录，把他们的宝贵经验留存下来，进一步加以总结、研究，使我国民族演剧体系的理论研究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
我们要进行的理论研究的项目是很多的，举例来说：话剧艺术的民族化问题，新歌剧的发展问题、木偶戏、皮影戏艺术传统的继承革新问题，舞台美术的现代化问题，戏曲艺术的推陈出新和戏曲现代戏的发展问题，戏曲音乐传统的研究和革新、发展问题，话剧史料的搜集、整理问题，地方戏曲剧种史的研究问题，著名戏剧艺术流派的评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我们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有的还处在刚开始的阶段。当然，这么多的项目决不是剧协和各地分会单独进行所能完成的，正如新会章所规定的：剧协要“大力倡导对戏剧理论问题的研究、探讨”，我们应该起一个号召和组织的作用，和戏剧研究单位、教学单位、演出单位紧密联系，促使理论工作与实践紧密结合，互相合作，共同提高，这样才能写出有水平的理论著作，完成研究任务。
剧协的艺术委员会要积极开展活动。在剧协艺委会的推动和帮助下，可以设立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组织。例如，可以设立研究木偶戏、皮影戏、广播剧的专门组织，或者研究表导演艺术、舞台美术、戏曲音乐的专门组织；也可以设立对当代的大戏剧家如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洪深、老舍、梅兰芳、程砚秋等的研究会或一些专题研究小组。在剧协上海分会的帮助下，上海已成立了麒派艺术、盖派艺术以及对喜剧问题的研究小组，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仅提倡、鼓励对一些伟大的戏剧艺术家进行学术研究，积极出版他们的文集、全集和研究他们的论文集；还要逐步建立起著名戏剧家的故居、陈列馆和戏剧博物馆、戏剧资料馆，保存与发扬我国的优秀戏剧文化。
剧协和各地分会应该充分利用戏剧刊物，展开各种学术问题的讨论，探讨各种艺术经验，总结戏剧家们取得的新成就；还可以介绍优秀的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工作者和戏剧音乐工作者，普及戏剧知识等等。我们还要通过刊物和研究活动，团结一批戏剧评论工作者，建立起一支以专业评论家为骨干的戏剧理论批评队伍。剧协和各地分会如有可能都要有自己的戏剧评论组。各分会、各戏剧刊物编辑部之间，应经常交换情报、交流经验，必要时可召开专题或专门会议，研究有关开展戏剧理论批评工作的问题，推动戏剧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繁荣。
第三，搞好戏剧界的学习、团结和福利
剧协应当把搞好会员和广大戏剧工作者的学习、团结和福利，看作自己的又一项经常性的任务。
要使社会主义戏剧繁荣发展，必须大力提高广大戏剧工作者的政治、思想和专业水平。在二十多万戏剧工作者和剧协的二千多会员中，绝大多数是演员。我们在组织各种学习活动时，要首先考虑到演员的需要，特别是戏曲演员提高的需要。同时，也不应忽视各种门类戏剧工作者的需要。
剧协和各地分会要经常组织各种演出的观摩，召开各种座谈会、报告会，举办专题讲座，并利用其它各种方式交流经验，介绍情况，探讨各种艺术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办法，如举办各种类型、时间长短不等的讲习会、读书会、研究班，组织流派演出、老艺人示范表演等，应该继续下去。剧协和各地分会要为会员和戏剧工作者经常提供学习材料，保证必要的学习条件，关心和解决他们学习中的问题。要出版一些适合演员需要的读物，戏剧刊物要发表一些有关表导演艺术的研究和讨论的文章。对于那些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的会员和戏剧工作者，可以建议有关单位，给予必要的帮助。总之，各种学习活动，要搞得生动活泼，切实有效。
剧协还要帮助会员和戏剧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生活，学习社会，推动他们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无论对思想改造以及对艺术提高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忽视。
我国的戏剧队伍是文艺界中最庞大的一支队伍。由于“四人帮”挑动派性，分裂文艺队伍，造成文艺界的不团结现象，这是“四人帮”在戏剧界留下的一大后遗症，至今没有完全清除。协会的工作应当对促进团结起积极的作用。鼓励大家按照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团结起来向前看，克服影响团结的派性、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等不良倾向。提倡照顾大局、大公无私、团结同志等高尚品德。要培养每一个戏剧工作者成为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所期望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在同心同德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思想基础上搞好团结。
我们还要加强与香港、澳门、台湾戏剧工作者的团结，加强与海外华侨中戏剧工作者的联系，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共同为台湾回归祖国的神圣事业做出贡献。
剧协应当关心会员和戏剧工作者的福利，积极向中央及有关部门建议，设法解决他们在工作中及生活中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要有计划地举办各种福利事业，建立“戏剧基金”和各种奖励制度。当前，要特别重视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戏剧工作者的政策落实工作，把“四人帮”在戏剧界制造的许多冤案、假案、错案彻底平反昭雪。对于“四人帮”造成的各地流散艺人的归队以及失去劳动力的老艺人生活安排等问题，也希望各地有关部门在可能范围内逐步加以合理解决。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就会影响戏剧界的安定团结。当然在落实政策过程中，有的戏剧工作者不从实际出发，要求过高，也应加以耐心说服。
剧协还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坚决维护自己所代表的群众的利益，保障会员和戏剧工作者的正当权利，包括生活、保健、学习、工作、发表作品、艺术创造等。如果这些合法权利受到非法干涉，以及因文艺思想、理论观点问题受到政治诬陷，甚至人身自由受到侵犯时，剧协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直至依法为之起诉。
第四，加强对外戏剧文化交流
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新戏剧的需要，我们要加强国际间的戏剧文化交流活动，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戏剧家的友好往来。“四人帮”一方面推行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反动文化政策，一方面又灌输盲目崇外，轻视民族文化遗产的洋奴思想。我们要坚决反对这两种倾向。我们要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一切优秀戏剧艺术经验以丰富我们自己；同时，也要积极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我国的戏剧艺术。剧协应该组织戏剧家参加国际上的戏剧活动，与国外戏剧组织和戏剧工作者建立联系；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外国戏剧团体和戏剧家来华访问的接待工作，派遣我国的戏剧家出国访问，了解外国的戏剧动态和艺术经验，加强国内外戏剧艺术经验的交流。
3.剧协的工作规划
根据我们对剧协性质、任务的理解，和实际情况的可能，我们对今后几年剧协的工作规划有个初步设想，作为附件印发给同志们，请大家提出意见，以便我们作进一步的修改，然后再按修订的规划具体执行。
同志们，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们对夺取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新胜利，充满信心。经过这次继往开来的历史性的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以更多更优秀的艺术成果，来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来回答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中，我们剧协和广大的戏剧工作者，一定要大有作为，一定能大有作为！我们有悠久的戏剧历史，有战斗的戏剧传统，有几十万革命的、智慧的戏剧战士，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刻苦努力，奋发图强，我们一定能够产生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新作品和新人材，使戏剧艺术在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军中，发挥巨大的战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