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参观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成果

　　纪念周巍峙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现场

　　纪念周巍峙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7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讲话全文见本报7月18日第1、2版）。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出席。座谈会由中国文联、文化部主办。孙家正和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分别代表中国文联、文化部讲话。座谈会由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主持。

　　中宣部副部长景俊海，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屹，文化部副部长董伟，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左中一、夏潮，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郭运德、陈建文，胡振民、覃志刚、陈晓光、杨承志、赵化勇、李维康、周涛等有关方面领导，主承办单位有关负责人，各全国文艺家协会、中国文联机关各部室、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周巍峙同志家属、家乡代表以及艺术家代表等近200人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民协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刘魁立，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十部文艺集成志书专家代表李松，中青年艺术家代表、中国美协副主席吴为山以及周巍峙同志长子周七月分别发言。大家缅怀了周巍峙同志为文化和文艺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回顾了他在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程等工作上的点点滴滴，重温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风范，深情回忆了他关爱艺术家的宽厚仁爱、真诚无私和为文化发展、文艺繁荣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忘我精神。

　　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在会上讲话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主持座谈会

　　依次为：中国民协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刘魁立，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十部文艺集成志书专家代表李松，中国美协副主席、中青年艺术家代表吴为山，周巍峙同志长子周七月分别发言

　　存感恩于先贤，寄厚望于来者

　　——在周巍峙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中国文联主席 孙家正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周巍峙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周巍峙同志是深受中国文化界和全国文艺工作者爱戴和敬重的老艺术家、老领导。革命战争年代，他以革命歌咏为武器，组织领导群众音乐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创作了《前线进行曲》《上起刺刀来》等多首抗日歌曲；抗美援朝时期，他创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些优秀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英勇奋斗。和平建设时期，周巍峙同志积极投身新中国文化事业建设，团结带领作家、艺术家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不辞辛劳、不遗余力。周巍峙同志是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为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周巍峙同志百年正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时期。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投身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革命，追求艺术。他的一生都与音乐结伴而行。周巍峙同志早期创作的歌曲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无畏的革命精神，旋律简短有力、气宇轩昂、激越铿锵、震撼人心。他通过编辑抗日救亡歌选《中国呼声集》，鼓舞全国人民振奋精神、同仇敌忾。他认为歌曲的写作，除了在原则上是要有力地反映现实外，还要写得通俗，使男女老幼都能懂得。他的曲作明快朴实、优美自然，富于真诚、强烈的内心情感。他坚持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作品易于入耳、上口，易于流传，让群众在传唱中受到教育，得到娱乐与美的欣赏。他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守土抗战歌》，歌剧《不死的老人》，曲作集《周巍峙声乐作品选》等，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的代表曲作《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是继《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又一首激发中国军民斗志的优秀战斗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最早出现在1950年新华社所发的电讯稿中，周巍峙同志被其中的英雄气概所感染，迅速根据这首短促、铿锵的诗，谱写下了同样激昂、豪迈的曲，并最终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这首在抗美援朝岁月中诞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曾响彻朝鲜战场和祖国大地，拨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弦，鼓舞着中国人民优秀儿女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英勇厮杀、浴血奋战。这首歌音调铿锵，节奏坚定，气势磅礴，真实再现了志愿军战士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的情形，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必胜决心。其实，这首歌已经超越了军队超越了战争，成为年轻共和国和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豪迈自信一往无前的形象写真。这首歌与电影《上甘岭》、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优秀作品，忠实地再现了那段难忘的历史，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周巍峙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者和管理者，长期担任文艺领域的领导职务。他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尊重文化艺术的规律，善于团结、引导文艺工作者为文艺的繁荣发展而奋斗。他主持和参与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成为20世纪中华文化艺术的经典。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倡导与主持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率全国数万名基层文化工作者和著名文艺家一起历时20余载，编纂出版了300卷共计5.1亿字的集成志书，开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河，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工作、人才、资料基础。退居二线后，他还充分调动和发挥全国文化系统史志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开展革命文化史料收集、整理、出版工作，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出版了几千万字历史资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周巍峙同志非常注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主持建立了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大力发掘昆剧传统剧目、培养昆剧表演新秀、开展昆剧艺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2009年9月，周巍峙同志已93岁高龄，仍然心系文化，继续组织领导《中国节日志》《中国史诗》百卷工程的编纂工作。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化诸多领域的开创和发展都倾注着周巍峙同志的心血和汗水。

　　1996年12月起，周巍峙同志先后担任第六届、七届中国文联主席，第八届、九届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十几年来，他不顾耄耋高龄，毅然担起推动文艺工作和文联工作的发展重任。他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联如何更好地履行新职能、发挥新作用，广泛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促进当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他热心支持“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和“送欢乐、下基层”等文艺志愿活动，他重视文艺创作，关心文艺队伍建设。这一时期，中国文联工作呈现出新的面貌、迈上了新台阶，与他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周老德艺双馨的大家风范让每一位跟他接触的人敬佩不已。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讲真话讲实话，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真诚爱戴和衷心拥护。

　　我与周巍峙同志相识近30年，特别是到文化部工作后，与他有了较多的接触。他对党的文化事业的忠诚与热爱，他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视，对革命文艺的钟情与维护，以及他温润平和的品格，与人为善的情怀，关爱扶持后学的胸襟，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温暖的回忆。

　　文学艺术的繁荣归根到底，要依靠文艺工作者创造性的劳动。周巍峙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文艺队伍，善于同文艺家广交朋友、深交朋友，他是团结文艺工作者的典范。他与几代中国文艺家都有过密切的接触和真诚的交往。他任文化部领导和中国文联主席时，经常与艺术家聊天、谈心，无论“老中青”对他总是既尊敬又亲切，都愿意与他交朋友。周巍峙同志对于文化先驱，以及老战友老同事更是情深义重。他先后操办了文化艺术界数位老前辈的百年、九十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如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沙可夫等人；先后主编出版了田汉、夏衍、阳翰笙、沙可夫、聂耳、冼星海等人的全集、文集、画册、纪念文集，为众多老艺术家出版文集，争取了列入中国文联的晚霞工程的机会。周巍峙同志一向重视前辈和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从给中央打报告，到邀请中央领导出席乃至出席人员的座位安排，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他对文化前辈和战友、同事的尊敬和怀念感动了许多人。文化发展似一条浩瀚的长河，绵延不断，源远流长。存感恩于先贤，寄厚望于来者，不仅体现了周巍峙同志的品质与襟怀，也反映了他对文化艺术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各位同志，朋友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离不开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我们纪念周巍峙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精神和风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为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担当起时代的责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谢谢各位。

　　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在周巍峙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雒树刚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周巍峙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光辉业绩，回顾他为我国文艺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学习和弘扬他坚定不渝的理想信念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首先，我谨代表文化部，向周巍峙同志表达深切的缅怀和崇高的敬意!向周巍峙同志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周巍峙同志是我国著名音乐家、文艺理论家。他的一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生。在他身上，体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精神追求。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周巍峙同志始终保持崇高理想追求，自觉做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生命不息，工作不止。青年时期，他向往革命、追求真理，以大无畏的精神与旧社会和反动势力巍然对峙。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他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进行演出、展览和宣讲，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信心和斗志。新中国成立后，他为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殚精竭智、呕心沥血，耄耋之年仍不辞辛劳、鞠躬尽瘁，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艺术创作、院团建设、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周巍峙同志的坚定信念和革命精神，以及他对文艺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在周巍峙同志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艺术家的创作观念和艺术追求。周巍峙同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作的《上起刺刀来》、《前线进行曲》、《子弟兵进行曲》、《不死的老人》、《八路军与孩子》等作品，无不来自火热的战斗和生活，充满了炮火硝烟的气息；在抗美援朝时期创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更是奏响了时代的强音；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他满怀深情，为歌词《十里长街送总理》谱曲，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深切怀念。年逾九旬的时候，他依然坚持到民间采风。王昆同志曾说，周巍峙同志“一辈子都喜欢到群众中去，感受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倾听他们的心声，从生活深处捕捉艺术的浪花”。广大文艺工作者向周巍峙同志学习，就要学习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观念，学习他潜心创作、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创作生产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

　　在周巍峙同志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文艺领导者的开拓意识和进取精神。周巍峙同志长期担任文艺领域的领导职务。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协助戈公振、李公朴、邹韬奋、陶行知等爱国人士从事进步出版工作，积极参与群众救亡运动，是上海救亡歌咏运动的先行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参与组织和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艺术的经典。上世纪50年代，周巍峙同志受命组织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之后又应邀到9个国家演出400余场，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同时培养了一批艺术家和艺术院团管理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周巍峙同志积极奔走呼吁，组织全国艺术家和数万名基层文化工作者，挖掘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历时二十余载，编纂出版了300卷，共计5.1亿字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被誉为“中国民间文艺的万里长城”。他还主持建立了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93岁高龄时仍组织领导《中国节日志》、《中国史诗》百卷工程的编纂工作。

　　在周巍峙同志身上，体现了一个长者的宽厚睿智和质朴无华。虽然一生功绩赫赫，但周巍峙同志在《八十自嘲》诗里却这样描述自己：“来自贫寒户，混迹文坛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谦虚地说：“我还愿做个‘老学生’，听取大家的指教。愿意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仍能为祖国繁荣、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出一点‘老力’!”事实上，在很多人眼中，周巍峙就是一个亲切和善、“不老”的老头儿。作家王蒙曾说：“他身上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亲和力，他是文艺工作者的朋友、兄长、领导与办事员。”我们要以周巍峙同志为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生产更多无愧时代、无愧民族的优秀作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周老的立德、立功、立言

　　□ 刘魁立（中国民协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我国文化领域的知识界和理论界意气奋发，有不少创造性的建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重大意义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和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搜集编撰工程。这两项工程的设计者和组织者是姜椿芳同志和我们敬爱的周巍峙同志。他们为我们的中国文化发展史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他们是创造这段文化历史的领头人。

　　说这两项工程意义重大，是因为这是开风气之先的、创造性的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把从事理论研究和学术实践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动员起来，参与这项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结了我国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各个门类的发展历史进程，纲要性地描绘出当代科学成就的面貌，是各科知识的总汇。十部文艺集成在一个社会发展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把尚存于广大民众现实生活当中的、以及尚存于他们鲜活记忆当中的那些宝贵传统民间文艺创造全部搜集起来。许多濒临消亡的传统作品，得以立此存照；那些活生生的民间文艺形式及其作品，得以继续流传，并获得新的弘扬。这项工程如同一个大熔炉，一个大学校，不但发扬了民间创造的生命力，同时还动员了数十万人参与工作，让大家在工作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认识，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很多初次接触的新手从此走上了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专业道路，很多人成为了现今活跃在这个领域里的专家和生力军。十部文艺集成在十余年过程中，陆续完成了三百余卷民间文艺十个门类的集成志书。工作的进程俨然是一曲继承传统进行文化建设的大合唱，这个大合唱的指挥就是我们今天为他纪念百年诞辰的周巍峙同志。很多人把这项工作比喻成文化的万里长城，建设这座文化长城的总工就是周巍峙同志。

　　我和周老接触并不多，但是在这很少的接触过程中，给我印象极为深刻。1957年，我作为一个晚辈第一次认识周老，当时我20岁刚出头，在苏联留学。这一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办。我被指派照顾受苏联政府特约担任裁判的中国贵宾胡果刚、程砚秋、戴爱莲、喻宜萱、杨荫浏等艺术大师，同时担任翻译。有一天，临时调我去为一位领导同志做一次会议翻译，这位领导就是周巍峙同志。他当时担任中国青年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胡耀邦。在翻译过程中，因为紧张，我把瑞典翻译成了瑞士，会后察觉了，第二天我向周老作检讨。周老对我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正式场合，就是一个政治性的错误，你年轻，以后注意就是了。当时我又惭愧、又感激。多少年我一直不忘他的谆谆教诲。30年过后，在80年代，我向周部长说起这件事，他说他不记得了，但是这件小事在我的生活中被不断地放大，给我的教育是深刻的。

　　在编辑十部文艺集成的过程中，我参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审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故事、歌谣和谚语三套民间文学集成的编辑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周老毅然决定将三套集成纳入原来已经开始工作的音乐、舞蹈等七套集成的统一框架内。这样做，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这需要有极大的胸怀和魄力。我清楚地记得，周老亲自到中国民研会坐落在太仆寺街的临时办公地点，在二楼的简陋会议室里，和钟敬文、贾芝、马学良三位主编促膝谈心、共商大事，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浮现在我的眼前。周老工作繁忙、头绪万千，但是，在我们召开审稿会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过来看望我们并指导工作。他和故事、歌谣和谚语三套民间文艺集成的三位主编，钟老、贾老、马老建立了极好的同志关系。周老尊重他们，有事同他们商量，有问题向他们请教，有了不同意见也耐心地切磋、说服，大家合作得非常愉快。现今，这几位老人都离开了我们，但周老和这三位专家的友谊及合作始终感动着我们。

　　《左传》讲到，为人应该立德、立功、立言。

　　周老18岁就参加革命，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和在祖国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心怀人民、心怀党的事业，光明磊落、一心为公。他虚怀若谷、和蔼可亲，他说自己是“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无论在职还是离休之后，他都不辞辛劳，心系人民。我记得，三套民间文艺集成的出版原来没有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出版遇到困难。每出一本书都是周老到各处去“化缘”，筹措经费。今天回想，如果不是周老，这三套集成的命运是很难预料的。十部集成完成之后，周老又毫不停歇，立即安排十部文艺集成的数据库建设，接着又筹划和设计编纂民俗志和民俗影像志的工作。这种一往直前努力使民众的文化创造能够万古流芳的宏愿，正是周老立德的体现。

　　周老的事业建树是多方面的，功绩是巨大的。在我所见的范围内，这厚厚的三百余卷志书，本本都浸透着周老不懈的精神，都浇灌着周老的心血。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正是周老立功的佐证。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年轻的共和国面临最严峻考验的历史时刻，周老创作的那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振奋了所有国人的心，这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是我们回忆起那个时代的一个最好、最形象的象征符号。还有周老组织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文艺的形式，反映了革命的历史进程，那种宏阔和深邃都使它成为不朽的创作。这两个事例，像黄钟大吕震撼着我们的心弦，警醒着、激励着我们后人。这是周老立言的象征。

　　周老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懈的一生、周老立德立功立言的一生，是我们要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打杂”的境界

　　□ 李 松（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十部文艺集成志书专家代表）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在巍峙同志身边工作多年，期间恰好经历了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程的大部分时间。这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也恰好是巍峙同志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此，我谈一点个人的感悟。

　　在会场上，可以看到放在我们面前的十部文艺集成。集成不只是放在那儿的几百部书，也绝不是简单的历史资料留存，它会在我们以及我们后代的生活中被感受、被传承、被再创造。这就是文化典籍的作用。完成这样的鸿篇巨制，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大批文艺界专家学者的积极倡导和参与；离不开十几万文艺工作者30年来的不懈努力，这些都是完成集成这项浩大工程的基本条件保证。集成工作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和中华民族盛世修志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继承和发扬了我党历来坚持的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发端于“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社会背景之中，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是一项众志成城的工作。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在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化系统工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巍峙同志在其中的作为，参与集成工作的老同志常给以总指挥、设计师的评价，在大多数人眼中，他是位平易近人的老领导，接触较多的老同志干脆亲切地以“老爷子”相称。而巍峙同志自己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后勤部长”和“打杂的”。

　　我体会，巍峙同志的工作之所以能得到广大集成工作者的高度认同和评价，首先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设计者起到了核心作用。

　　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工作的初始阶段是在1979年至1983年间陆续启动的，各个集成志书由不同的学术群体、不同的文化机构，在不同的经费渠道、不同的业务构想、不同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机制下陆续开展的。巍峙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这项具有长期性和宏大规模的重要工作，如果没有切实的机构、组织和经费等的系统保障将很难最终完成。作为当时文化部的领导，巍峙同志多方协调、积极倡导，最终在1986年召开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兰州规划会议时，基本形成了统一总体规划、统一分级编纂结构、统一出版体例、统一组织和经费保障、统一管理责任和审定程序的总体工作框架。各卷的工作内容也统一为全面普查、分级整理、资料保存和编纂出版。事实证明，这个系统性的工作框架为此项工程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集成志书涵盖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民间文学五个文艺门类、十个专业领域；云集国内近百位学术大家；涉及的工作机构主要有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中国文联及各有关协会、国家民委等，将这些工作要素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构成一个完整系统高效的工作体系，巍峙同志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其次，一项持续30年（1979年至2009年）的工作，必然涉及众多的大小问题，这期间又恰逢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不断有新的问题和困难需要解决，巍峙同志所表现出来的坚持不懈和以身作则的奉献精神，成为鼓舞广大集成工作者的重要精神力量。记得上世纪90年代，和巍峙同志在四川参加集成的工作会议，看到一副对联，大意是“天下事了又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我曾就此与巍峙同志有过一番讨论。当时是集成工作最困难的时候。巍峙同志以80多岁高龄四处奔波，十分辛苦。有老战友以赠诗的形式劝他，大意是“人生百年，三万六千五百天。工作和吃饭睡觉，阴阳各占一半，天天做事又能做了几件。有些事不妨以不了了之”。关于“不了了之”，巍峙同志有过很深的思考，他曾多次表示，有些事可以不了了之，但十部文艺集成是关系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中一定会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坚决不能不了了之。为了这个坚持，他不停地穿针引线、跑上跑下，协调沟通、化解矛盾、争取支持，在与集成相关的各种工作事项中，都留下了巍峙同志辛勤的工作痕迹。也正是在这份担待和坚持的鼓舞下，广大集成参与者在工作中凝聚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后来被中宣部领导同志总结为勇于奉献的“集成精神”。也正是因为这种“集成精神”，才有了我们面前的这部无愧于祖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代的文化典籍。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本世纪初，集成工作进入收尾阶段，还没完全结束时，巍峙同志又积极倡导和指导我们适时展开《中国节日志》和《中国史诗》两项重大项目的规划设计和组织实施。彼时他已90岁的高龄，还在自觉地为国家的文化事业操心忙碌，实在是难能可贵。就是在他最后一次住院的前两天，98岁高龄的巍峙同志，还在听取有关《中国节日志》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做出指示，这正应和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人生境界。

　　将个人的生命历程置于绵延不断的文化之河，能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上留下一个闪光点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在面对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时，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加不易。作为一个在文化艺术领域工作一生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文化艺术界的老领导、人民的艺术家，巍峙同志在十部文艺集成志书这项国家文化工程中，起到了典范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必然在国家文化建设的历史上留下他应有的痕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我体会是他源于对党的文化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源于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了解和准确把握，源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自信，也源于他对广大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尊重和人文关怀，以及他谦逊平和的个人修养和有容乃大的处事境界。

　　“一生打杂终不悔”，这是巍峙同志对自己一生为党工作的概括总结。一个“打杂”，“打”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打”出了一个智者的生活情怀，也“打”出了一部可以传世的文化典籍。深刻全面地感悟这种“打杂”的情怀，更加努力为党的文化事业努力工作，也许这才是对巍峙同志最好的纪念。

　　他的谆谆教导使我时刻不敢懈怠

　　□ 吴为山（中国美协副主席、中青年艺术家代表）

　　一百年，对于漫长的历史而言是短暂的，对于人生则几乎是全部的生命时光。人生的价值在于以有限的生命为社会作出贡献。所谓“道德文章”，“文”使人的物质生命得以超越而进入精神的恒久。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仪式纪念周巍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也因为他是有作品传世的杰出艺术家。从他身上我们感受到在中国革命岁月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的真诚、无私和坦荡；也感受到党的文艺领导的包容、温润与惜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艺的关键词是“民族救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巍峙先生一直在文艺战线战斗着，创作了大量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作品。他崇高的精神体现在作品中，激励人民，传递温情，蓄聚着文化的力量。他那高昂雄壮的爱国热情汇聚到了民族精神的主旋律中。

　　我与周老同乡，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幸聆听周老的教诲。他那慈祥、智慧、幽默、乐观的形象历历在目。回忆20多年来他老人家对我的关爱，我感佩于怀，点滴在心。

　　1990年秋，我国著名新闻史学者戈公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应邀为其创作了一尊汉白玉像。周老与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的孙家正同志共同为戈公振像揭幕。当看到素洁的汉白玉像露出儒雅、庄重的神韵，周老紧握我的手说：出神入化！并以苏东坡诗句书写了一幅四尺对开的书法“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送给我。周老说，戈公振先生修身，高节如竹，其风范入化境。勉励我艺术要像清泉出谷、雨后春笋，领异标新。

　　周老非常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和鼓励，更可贵的是，他德高望重却始终谦逊平易、虚怀若谷。

　　1999年春天，我因敬佩翻译家戈宝权先生将三万多册藏书赠给南京图书馆和东台戈宝权图书馆，分别向这两馆捐赠了戈宝权铜像。周老闻知后，专程到东台参加捐赠仪式。在中午宴席刚刚开始的时候，周老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他首先走到我面前敬酒，并说：“应当给为山敬酒!”

　　此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再次感受到了一位大家、一位长者高洁品格的寥寥长风。

　　2006年初，我申请在中国美术馆办雕塑个展。当时美术馆有不成文的规定，只有60岁以上著名老艺术家的作品方可进圆厅展览，而那时我44岁。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老听闻后说:“艺术要有硬杠杠，但年龄不该有。吴为山作品过硬，年龄不够，我借给他!”

　　同年7月，“义心铸魂——吴为山雕塑展”在中国美术馆圆厅开幕。当时周老正在301医院住院，他不顾医生和夫人王昆老师的反对，坚持要出席开幕式。在多次请假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他亲笔写下请假条：“如发生身体健康问题和生命危险，一切由本人负责。”

　　就这样，在开幕当天他提前到了美术馆广场，没有进贵宾室休息，由护士陪同在车里打着点滴。七月的北京，高温如烤，而周老怕打扰大家，始终在车上，直到临开幕前才拔掉针管，带病参加了开幕式并剪彩。我看着老人家的病容一阵心酸，感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我去看望周老，周老拉着我的手说：“你是有艺术天分的人，现在出名了，许多活动都会拉你去。你要选择。人的精力有限啊，可艺术没有止境，艺术家留给世间最重要的是作品。”在场的王昆老师与周老观点一致，希望我保持充沛的精力创作，多出好作品。老人家语重心长，字字句句铭刻我心。他的谆谆教导使我时刻不敢懈怠，努力在艺术之路上勇猛精进。

　　周老离开我们两年了。今天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怀念，更是对熔铸了中华民族之魂、在革命烽火中以文艺唤醒千百万民众的无数可敬可佩的老一辈艺术家的怀念。

　　今天，中国文艺界风清气正，全国文艺工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引领下，扎根生活、扎根人民。这是对先辈们最好的纪念。作为中青年文艺工作者，我要感谢党、感谢人民、感恩时代，也要感谢在我的成长道路上，党的各级领导和前辈艺术家及同事对我的支持、鼓励、帮助。

　　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一代的创新，生生不息，这就是文化生态。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父母给我们的教益无穷

　　□ 周七月（周巍峙同志长子）

　　作为儿子，我和弟弟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给爸爸，因为爸爸在家里很不像爸爸。他很少过问我们的身体、工作和我们各自的家庭。我们两人都从事文化工作，他也真没借助他的地位为我们谋求过任何事。他工作太专注了，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看各种各样的节目，有中央直属单位的，也有部队文工团的。外地来京调演的节目他更是一定要看，以表示支持。我们小，妈妈常常演出，家里没人带，他就只好带着我们去看节目，看完戏他要和专家们一起讨论并提修改意见，一聊就是深夜一两点钟。从小我和我弟弟在剧场休息室睡觉就是家常便饭。周末他经常在家里开会。节假日，他更是要到群众文化的第一线去考察和调研，很少和我们在一起。

　　他生前，我们就是看他忙。对他的认识，是我们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才刚刚开始。

　　像所有有一点文化的青年一样，我们父亲抱着救亡和启蒙的信念。走向社会开始的选择就是党的进步文化活动。在上海他就创作抗日歌曲并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救亡歌曲集《中国呼声集》。参加八路军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他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创作了不少歌曲和小歌剧，并参与了中国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坚持作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是党领导下的部队各个时期的四大军歌之一。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创作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得以搬上舞台，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他在各个时期用不同地方的民歌填词，宣传革命道理；他甚至译配了一些苏联和波兰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莫斯科-北京》。

　　父亲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最早期的音乐家之一，而且一直从事创作。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文艺领导的岗位上，他有意没有介绍和演出过自己的作品，以致大家对他的音乐生涯和作品知之甚少。我们父亲一生都在为党的事业创作歌曲。我们希望能借这次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将他的一些作品录制并演出一次。

　　父亲还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第一批专业文艺干部之一。他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共产党组建的第一支专业部队文化工作团体，抗战时期一直活跃在晋察冀敌后。他的很多战友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个文化和宣传部门的中坚和骨干。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过华北联大文工团。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就被总理点名参加中国青年文工团出访苏联和东欧各国。此后，他多次率领文化和艺术团体出国，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为新中国早期的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与了文化部直属的各个文艺院团、文艺院校和中国文联多个专业文艺家协会的组建，并先后担任过一些院团和艺术家协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十五年前夕，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周总理直接领导和参与下，我们父亲具体负责组织，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文革”结束后，父亲再次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具体负责、组织，创作并演出音乐歌舞史诗《中国革命之歌》。

　　父亲为恢复和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起并组织编写十大集成。在一无钱、二无编制、三无经验的条件下，他为此工作了三十多年。父亲常常会担心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结果，他的紧迫心情和付出之大，我们母亲和我们兄弟两人体会最深。苍天不负有心人，十大集成在他去世前终于完成了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这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做到的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基础性、系统性工程，而我们中国做成了。这是我们父亲生前最自豪的事。

　　我们父亲自称“文化打杂工”，他的经历代表了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奋斗的一代人的经历，也表现出了他们从革命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后对新中国文化道路的探索和建设，实际上也是一部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史。我们父亲只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现在家里的几十本日记，他自己审定的大事年表、文稿和信件，记录了他作为在党的领导下共和国文化开创和组织者的一生。

　　我们很希望领导们能支持将他和我母亲的故居作为纪念馆。保存他们的文件并对这一段文化史加以研究。

　　整理父亲的信件，发现他内心深处是关心和爱护我们的。尤其是他给母亲的信中，总会提到我们，而且具体入微。

　　父母对事业忠诚，对他人平等……给我们的教益无穷。

　　今天纪念我们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感受到的是站在父亲身边，包括我们母亲在内的为新中国文化贡献了一生的千百名文化老战友和艺术家们。

　　他们当之无愧。

 

　　摄影  孟祥宁   本版文字由中国文联提供，部分发言刊登时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