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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士澍:我不过是在书法领域里做了编辑出版工作而已

来源:国内联络部   刊发时间:2021-04-20  

【编者按】

在 1 月 27 日闭幕的中国书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苏士澍先生被推举为中国书协第八届名誉主席。在当被问及多年来的工作感悟时,他以一名编辑的身份,谦逊地回答道:“我不过是在书法领域里做了编辑和出版工作而已。”这句谦逊的回答也被中国艺术报采用为“艺苑百花”项目对苏士澍先生本人专题采访报道的题目。现摘发此次专题报道的主要内容。

自幼受家学影响,喜爱书法篆刻,少年时拜刘博琴为师,后师从启功。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时,他听从师长的建议与自己内心的渴求,一脚迈入出版行业,这一入,就是 40 余年。从文物出版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到社长,从儿时的北京市少年宫金石书法组的学习者之一到中国书坛的领军人物之一,苏士澍的人生一路走来,可谓一步一个脚印。在他的带领下,文物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历代碑帖法书选》《中国法书全集》《中国书法艺术》《历代名家法书精品大观》等书籍,又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积极同国外交流合作,与日本讲谈社、同朋舍分别合作出版了《中国书迹大观》《中国真迹大观》等,走在了出版行业的前列。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苏士澍非常重视中小学书法教育发展,同时身体力行呼吁学好汉字、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他积极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有关汉字文化和书法教育的提案,为推进书法教育的落实做了许多工作。为了解决书法教师师资缺乏的现状,在苏士澍的努力下,教育部与中国文联共同启动了“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教师培训项目”,用 5 年的时间培养了 7000 名种子教师助力书法教育。

书学路上的掌灯人

●中国艺术报:您 13 岁考入北京市少年宫书法组,从小跟随刘博琴先生学习。这段经历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苏士澍:在上世纪 60 年代,我看到《中国少年报》登有一条广告:北京市少年宫金石书法组招收新组员,可以报名参加,但要求附有一件书法作品。我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对书画比较感兴趣。看到广告之后我就去报考,入选的结果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很高兴,小朋友嘛,都有兴趣和爱好。现在来看,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折。在孩提时代,兴趣是第一位的。无论做什么事,有兴趣了就会坚持。少年宫金石书法组由刘博琴老师负责教学。小组的学习时间是每周六下午,学生学习了一个礼拜,就盼着周六下午赶紧去少年宫。在少年宫得到刘博琴老师耳提面命的谆谆教导,使我对书法产生了兴趣。老师并不是一上来就让学生写字,而是把有关字的内容通过诗词、篆刻等都讲给学生听。听了以后,我们会慢慢产生兴趣,老师批改作业的同时,又教学生关于坐姿、写字的内容等方方面面的书法知识,回到家以后还要进行练习。

●中国艺术报:您和启功先生的师生情谊特别深厚,能不能请您谈谈在几十年的师生情中,启功先生对您人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苏士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日关系开始好转,中日书法家开始进行交流。有一次刘博琴老师带少年宫的同学们去中山公园看中日书法家展览,我在展览会上认识了启功先生,从那以后交往便越来越多了。启先生对于少年宫的学生很爱护,不但启先生,当时还有郑诵先、萧琼等先生,都对少年宫的同学有所偏爱。当时启先生住在小乘巷,家里比较窄小,但是对人满腔热忱,特别是对少年宫的孩子,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北京二十一中刘博琴的学生。”“哦,你是刘博琴的学生,下回要刻印的时候,我就该找你了。”因为启先生大部分的印章都是刘博琴老师刻的,特别是启先生两个有机玻璃的印章,是刘老师刻好之后由我给启先生送过去的。启先生是大家,是贤者。我在去文物出版社工作之前,曾参加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 1976 年首届北京职工美术书法摄影展览,文化宫有意让我留下。后来我听说文物出版社缺一个书法编辑,我问启先生:“您说我去文化宫还是去文物出版社?”他说:“当然是去文物出版社。”那时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能在文物出版社做一个见习编辑,通过编书法的书,提高对书法的认识就很不错了。经过黄文昆介绍我来到了文物出版社。编辑与“鞭急”

●中国艺术报:您在文物出版社的工作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从编辑到社长,文物出版社在您的主持策划下,编辑出版了许多与书法相关的书籍和字帖,比如《中国书法艺术》《中国法书全集》等,《历代碑帖法书选》更是人手数本,对书法传播的意义深远。可以请您谈谈这些书籍的出版过程和心得、感想吗?

◎苏士澍:我到文物出版社工作之后,在启先生的关照和指导下,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适合中小学生的碑帖。此前,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都是以版本考证为主的、为文物部门服务的碑帖。在启功、董寿平两位老先生的带领下,我们编写了一套《历代碑帖法书选》。在上世纪 80 年代,它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凡是学习书法的人都买过这套字帖。古代的字帖长短不一,启先生说一定出一套 16 开大小的,孩子们可以放到书包里,所以我们这套字帖基本都是 16 开本,选最好的版本,用最经济、最实惠的价格卖出,如今已经成为文物出版社的一个品牌了,到现在也几乎没有涨价,起到了普及和推广的作用。

此外,国家文物局在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的直接领导下,把国家鉴定小组组织起来,以谢稚柳、启功、徐邦达为首的七人鉴定小组对全国博物馆系统的书画进行了八年的鉴定,鉴定之后由文物出版社组织整理、出版三套书:《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国绘画全集》和《中国法书全集》,我承担的就是《中国法书全集》的出版工作。这些工作都是文物出版社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老先生们和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一件一件去完成的。

我做了 40 年的编辑工作,辛苦甘苦遍知,最后总结两个字:编辑等于“鞭急”,挨鞭子的鞭,着急的急,为什么叫“鞭急”呢?稿子交给你,作者“抽”你,文化知识积淀不够深厚,得学习,也得“抽”自己,所以是挨鞭子的鞭。书出版了卖不出去,又着急,所以是着急的急。鞭和急,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点感悟。在文物出版社这几十年,编了这么多书,对我来说是幸事、也是考验。从一个普通的编辑到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社长、社长、名誉社长,一直到今天,我还愿意坚守在文物出版社,因为文物出版社给我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营养。

●中国艺术报:您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和慈善活动,您认为出版工作者与书法家应该有怎样的使命和担当?

◎苏士澍: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的体会就是要为大家服务。我们出书也是为百姓服务,把历史上沉淀的这些文物、书、画好好地传承给下一代。如何能把这件事做起来、做好,这是我们做编辑的责任。有时编辑收到的稿件太过口语化,这就需要一个好编辑帮助作者梳理,所以编辑是一个无名英雄,“为他人作嫁衣”。我们在这方面要好好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同时还要为社会服务。“非典”期间,启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不是大夫,也要做点事呀!所以我们请了许多书画界、医务界等各界老专家,以诗词的形式为主,自启功先生打电话那天起,用 10 天的时间编辑出版了一本《亲情问候》。我们把所有的书捐献给了一线的白衣天使,把所有的真迹捐给了北京市卫生局,我觉得这是做了该做的事。后来汶川大地震时,我也用书法作品编辑了一本小册子《心系灾区,情寄文物》,在全国政协礼堂办了一个捐赠展,得到企业的支持,将所得 200 万元捐赠给四川一座在地震中损坏的碉楼。作为文物工作者,能够通过书法作品被企业收购的形式用这笔钱去修复文物,我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艺术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际上我不是艺术家,我只承认自己是一个编辑和书法爱好者,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我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

●中国艺术报: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您非常重视中小学书法教育,为推进书法教育的落实做出了许多工作,可否请您介绍下中小学书法教育现状?经过一段时间的推进,当下还有哪些亟待完善的方面?

◎苏士澍:我在做政协工作期间,提了二、三十个提案,最后还是归结到书法、写字上。所以我在调研中,就提一条:你们省市书法进课堂开展得怎么样?孩子们对书法有没有兴趣?以此引起当地的政府和党政机关的重视。再不重视,我就下到某个学校去看学校实施得怎么样、有没有教室、孩子有没有课本——没有我送。政协提案提交之后,得到了全国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重视,教育部 2013 年发布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出版了 11 套书法教材。特别是 2014 年,我在全国两会发言《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引起很大反响,160多名各界全国政协委员在我的倡议书上签名表示支持。

我在这 5 年中基本把全国 30 多个省市区全跑遍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也去了,专门就为了一个问题:你们学校“书法进课堂”开展得怎么样?有没有教室?孩子用什么课本?老师怎么样?要想落实书法进课堂,要有“三教”:第一,要有教材,如今教材国家统一了。第二,要有教室,因为孩子的课桌很小,至少保证每个学校有一个大一点的书法教室,可以轮番到这儿来上课。第三,要有教师。教材、教室、教师,“三教”解决了,“书法进课堂”才真正落地,目前教材、教室有了,缺教师。我们努力让各省市书协与当地教育部门配合,财政部、教育部也与中国文联联合起来,用 5 年的时间培养 7000 名种子教师,项目现在已经完成。下一步还得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呼吁、继续培养,这样才能够落实落地。

“书法进课堂”现在做得很好,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大概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小学都开设了书法课,在大城市,学校都能保证每星期一堂书法课,这对汉字在孩子们的心灵中扎根是很重要的。我们国家的文字从甲骨文一直发展到今天的简化字,字体在改变,但几千年来中国人没离开这支毛笔。今天孩子们对于汉字的形、音、义了解不深刻,要让孩子们建立文化自信,学汉字是最基础的事,必须得把这件事提高到国家安全的角度去认识。从抓孩子们书写汉字到学习书法,是培根铸魂的工作,这样我们今后的民族发展才有广泛的基础。我们今天不管做任何事,要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拿起毛笔去写字。练书法、认汉字有百利而无一害,只不过现在,我们对于它的认知还没有达到一个高度,所以需要广大书法工作者、书法家积极地投身这场广泛的群众运动当中,共同来提高整体国民素质。

(节选自“艺苑百花”专题第 29 期,责任编辑:刘金山,编辑:张桐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