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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大箴:艺术批评要实事求是

来源:国内联络部   刊发时间:2021-06-11  

【编者按】

2018 年,邵大箴和其他 7 位中央美院老教授一同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达了他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决心,以及希望进一步加强美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心声。同年 8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8 位老教授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期望。如今已年过八旬的邵大箴更觉责任重大,在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方面进行着更为深入的思考。

作为新中国培养成长的美术理论家,邵大箴以宽广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成为中国美术理论界的著名学者以及新中国美术发展的见证人。他撰写过多部影响深远的美术著作,在教学中秉持开放的态度,充分发挥学生的思想和自主性,培养了许多当代著名的美术家、批评家、策展人。近期“艺苑百花”专题对邵大箴进行采访,现将采访报道摘编刊发。

东西方文化,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

●中国艺术报:您的学术视野非常宽广,非常荣幸向您请教中西方美术史、美术理论和美术评论相关的问题,能否介绍您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邵大箴:我于 1955 年至 1960 年留学苏联,在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当时的教育部长杨秀峰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每一个人到苏联留学,一年的费用相当于 250 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收入。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我于 1960 年从苏联留学回国,在中央美院从事教学工作,教授美术史。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我兼职在《美术》杂志当主编,但是还在中央美院继续教学;在中央美院期间,也担任过《世界美术》和《美术研究》的主编,我也在中国美协担任过书记处书记。在这过程中,我始终没有离开中央美院,我的学术工作是在这里进行的,主要做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和西方美术史的研究,发表过不少文章、写了一些书。

●中国艺术报:您在苏联接受欧洲系统美术教育时,面对中外文化的差异,当时的感触是什么?

◎邵大箴:尽管留学期间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不多,但作为中国人的我们自然对中国美术史感兴趣。归国后,我开始大量补充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认真地读书,到博物馆观摩画作以及古代文物。

在我学习期间就感觉到了西方美术与中国美术之间的差异。但我同时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那就是表现人性、人的感情、人的思想,以及人们对未来的向往、期待。其实,各个国家的美术都是如此,只是表现方式、语言不同。比如我们和伊斯兰教、基督教文化区别很大,这种区别是因表达方式和表现的语言不同形成的,但只看到区别并不全面,所以共同性和差异性是我们认识各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假如我们忽视了这种共同性,就会对中外美术史的了解不够全面;假如我们过分强调这种共同性,那我们就会对中国美术,或是其他民族美术的理解不够深入。所以既要看到共同性、普遍性,又要看到差异性,这才是我们正确看待世界各国文明的一个基本态度。

回国以后,我特别注意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比较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我始终看到中西文化的同与异,这是我回国后思考和研究的主要课题,直到现在。
不要忘记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国艺术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您发表了一系列讨论西方现代美术的文章,在当时美术界影响很大。今天我们该如何反思现代主义在我国传播中所起的作用?

◎邵大箴:面对西方现代美术,中国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西方现代美术当作中国美术发展的方向,把它作为一种标准来要求中国现代美术,这是不全面的。另一种是认为西方现代美术是资产阶级颓废的艺术,因此拒绝对它进行研究和借鉴,这个看法在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文革”刚刚结束的初期都存在。两种看法都有偏差。西方现代美术是西方现代社会和制度下的文化产物,是新的创造,这个“新”艺术里又包含很多新内容,比如强调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即依据客观物象和客观自然来创作。此外,西方现代美术还关注形式语言的表现力、强调语言本身的力量。过去的西方传统美术强调表现客观物象、客观自然的能力、技巧、方法,到了现代艺术之后,转为强调主观创造性,这种创新趋势在现代美术中很明显。

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刚开始提出向西方现代美术学习的时候,往往看法片面,或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值得学习;或因为它离开传统很远,认为应该否定它。两种看法都有偏差。我觉得在这场讨论中,中国艺术家很聪明,他们逐渐意识到西方现代美术在发挥主观创造性后产生的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但中国不能按照西方的方向走,因为西方现代美术之所以有价值,是基于其社会现实、根据他们的生活状态进行的创作。中国要借鉴,就要把艺术扎根于人民大众、扎根于生活,这样表现的语言既现代,又有民族性,这种“现代性”在中国才有意义和价值。
中国当代艺术不能跟着西方走

●中国艺术报:您如何评价当代的美术研究,包括艺术批评等方面?

◎邵大箴:我很关注当代艺术,一个是中国的当代艺术,一个是西方的当代艺术。艺术的当代性固然重要,但是不要把西方的当代性完全当作中国的当代性。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既要防止保守主义,闭关自守;也要防止完全向西方学习,把西方当成艺术的标准和方向,这两种倾向都需要克服。西方当代艺术是西方当代社会的产物,中国当代艺术在创作时可以参考、借鉴,但还是要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和现实,做自己的创作。这种创作从何而来?就是从中国社会的现实中来,从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前景、传统和当代进行研究而来,在这个过程里,西方当代艺术对我们会有启发,不要拒绝它。

●中国艺术报:与西方相比,中国当代艺术只有近30 年的历史,您觉得西方当代艺术是如何影响中国艺术现状的?

◎邵大箴:很多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有着自己的眼光,他们在看了西方当代艺术后,无形之中把一些好的元素引进到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创作里。艺术交流这扇门不能关起来,要敞开让中国艺术家广泛地接触其他民族的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这样,艺术家的视野就会更加开阔。另外,作为中国人的创作就要表现中国人的感情,把中国的传统糅进作品里去。

●中国艺术报:中国艺术的当代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特点是什么?

◎邵大箴:中国的当代艺术反映的是中国人的思考、感情,以及中国社会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也有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认识。我们要歌颂社会发展中优秀的、美好的事物,也要注意在艺术表现上如何去推动社会前进,克服存在的弱点和弊端,这就是在追求中国艺术当代性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不要机械模仿西方的当代艺术,在方式方法上可以借鉴西方,但是不能跟着西方走。只要是表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这个艺术就有意义。我们提倡艺术家要到生活中去,到生活中去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要像延安时期的那些版画家一样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
虽然如今我们也在强调艺术要深入生活,但有些人往往只是旅游一段、走一遭,没有真正深入下去。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人的思想感情也变了,很难用过去的方式来要求现在的艺术家,但还是要提倡艺术家去扎根生活、扎根群众,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艺术批评需客观宽容

●中国艺术报:您认为在艺术批评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评论家应该持有哪些基本立场?

◎邵大箴: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实事求是,既不要夸张,也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去排斥其他观点。对于不懂的东西要尊重、要宽容。对艺术现象和艺术创作的批评要认真严肃,也要保持宽容的态度。艺术作品有缺点、有弱点、有瑕疵时我们可以批评,但是不要求全责备,要善意地提出意见。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最重要的出发点,只要是有益于人民大众的作品,我们就采取支持、欢迎的态度;不利于人民大众的,我们就要采取批评或讨论的态度对它来进行纠正。

●中国艺术报:当前艺术批评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或者说您认为需要引起重视和改进的地方是什么?

◎邵大箴:中国艺术批评中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对当代艺术中存在的问题和具体艺术作品的批评,大家讨论的都比较少。因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批评某人的作品,说好的可以,要说不好的就有顾虑,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弱点,文人不会很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此外批评需保持客观,要“同情式”地批评。要站在其立场考虑,理解艺术家创作的缘由和动机,才能够充分认识其不足来加以评判。所以我觉得当代的艺术批评里缺少两种态度,一种是很善意的、“同情式”的批评,另一种是批评家能够直率地对艺术作品表达出不同的意见,这两种态度都需要改进。

(节选自“艺苑百花”专题第 37 期,责任编辑:刘金山,编辑:张桐硕)